WU SHUYAO researches how Late Qing scholars instrumentalized the discourse of the western origin of the Chinese people within the specific cultural context, and the academic thinking mode it reflects.
摘要: 19、20 世纪之交时，在中西文化碰撞下，欧洲学者拉克伯里提出的“中国人种西来”话语经晚清学者蒋智由重新诠释后在国内掀起浪潮。该话语虽然在西方学界未获主流认可，但却为晚清学者提供了新的话语平台。晚清各派对学者对该话语进行策略性诠释与目的性运用以背书自身观点，其所展现的思想分歧，本质是晚清学者于晚清文化语境中对西方话语工具化的集中体现。在民族振兴道路的探索中，国粹派学者通过附会中国传统文献与西方地理、族群概念，力图以该话语赋予中学普遍价值；而主张学习西方的学者则借该话语强调国人与西方人同宗同源，从而抹平中西方种族生理差异，同时强调后天文明开化的重要性，为学习西方以自强提供理论基础和支撑。在民族国家建立的讨论中，受西方“一国一族”观念的影响，革命派以该话语为佐证认为东迁黄帝之裔仅为汉族，未包含满族，因而主张“排满建国”；改良派则抓取其“同宗同源”的逻辑，以强调中国各民族同宗同源，从而主张“合满建国”。晚清学者对“中国人种西来”话语的工具化过程，折射出彼时“立场优先”的学术思考模式；而“中国人种西来”话语于20世纪20年代在中国的逐渐衰落，也为理解近代中国学术思考模式从“借西证中”到“以实证史”转型提供了新的视角。
引言
在传统汉文文献记载中，国人是发源于中原地区再逐步向外扩散；但在19、20世纪相交之时，随着中西方文明交互日益深入，传入中国的人种起源话语纷繁复杂，包括非洲说、澳大利亚说等。其中，在欧洲以拉克伯里为代表的学者们提出“巴比伦说”，认为中国人是从古巴比伦东迁而来；这类话语被统称为“中国人种西来”。值得注意的是，“中国人种西来”于人类学领域而言不具备扎实的学术基础、严谨性不足，在欧洲也并未受到主流汉学家认同——其认为拉克伯里对于中国文献的解读，尤其是《易经》，完全不知所云。但是，该话语却在中国19、20世纪相交之时被晚清各流派争相援引，成为晚清学者们借以探讨自身关注问题的话语平台。本文所探讨的“工具化”也即为各流派根据自身诉求，对“中国人种西来”话语选择性、策略性的诠释与运用，使其成为探讨自身关注问题的话语平台和支撑自身观点的背书。
“中国人种西来”话语在中国掀起的浪潮，以19世纪末晚清学者蒋智由撰写的《中国人种考》为开端，随后迅速达到高潮，但至20世纪10-20年代便逐渐销声匿迹。孙江为研究“中国人种西来”话语的重要学者，曾从历史的角度，对该话语在中国的引入、传播与推广进行详实梳理；本文则以历史发展脉络为基础，从文化角度切入，重点关注“中国人种西来”话语在晚清发展的高潮阶段，分析其在中国晚清文化语境下如何被各流派学者工具化阐释，以及这一过程中折射出的学术思考模式。
一、何以“中国人种西来”话语被工具化
“中国人种西来”并非最早传入中国的有关人种的论述，于19、20世纪相交之时，讨论中国人种的话语也不在少数；而“中国人种西来”话语得以风靡一时、被晚清学者工具化阐释，或许是因为其对人种和文明文化起源的混谈，加之论述本身的暧昧与朦胧，为其在晚清文化语境中被工具化阐释提供了天然土壤。
作为“西学”传入中国的人种学和中国传统的人种划分在方法上存在本质不同。18世纪由伯尼尔开启的人种学被称为“科学种族主义”，以肤色、人体结构等为标准划分人种；而中国传统的华夷之分则是“文化种族中心主义”，即以文明文化为标准划分“华”和“夷”——文明文化优者则为“华”，劣者则为“夷”——二者之间可根据文化发展而置换。但“中国人种西来”话语在上述两种方法选用上存在暧昧，使晚清学者得以在“科学种族主义”框架中使国人和西方人种平起平坐的同时，为“文化种族中心主义”留有阐释空间。
根据拉克伯里在《早期中国文明的西方起源》中的论述，“中国人种西来”话语以“迁徙”为核心，隐含将中国人种从“黄种人”转化为“迁徙而来的白种人”：
中国上古的一切古迹和传统都指向了西方起源……Nakhnnte是巴克部落（Bak tribes)的第一任首领，带领着部落走进了中国大地，来到了Turkestan，后来东进到中国昆仑山脉以东，来到了肥沃的中原大地……他们（中国人）的文字并非来源于自身，而是从西方流入……中国的神话传说中，有关文字的部分很多地方似是在影射楔形文字，如神农（即Sargon）使用像火舌一样的符号来记录事实，但那时中国的祖先尚未掌握书写技能。
拉克伯里指出，中国各区域中的人是由上述“巴克部落”分散而成，本质上和西方人种同宗同源。其中，“Turkestan”所描述的地理区域为近代文献里中亚-新疆一带，即“巴克部落”大抵是由新疆一带进入中国，之后不断向东发展来到中原大地，成为了现在的“中国人”。而拉克伯里对这一迁徙的证明，则指向文明文化层面：中国的文字源于楔形文字，依赖“巴克部落”的传授才得以发展；而在“巴克部落”来到中国之前，中国的先祖尚未掌握书写技能。楔形文字为苏美尔人发明、被两河流域民族相继沿用的文字，由于其是用削尖的芦苇杆或木棒在软泥板上刻写而成，所以线条笔直，形似火舌。因此，拉克伯里指出，中国神话中所描绘的“火舌一样的符号”实际上为楔形文字。
其次，拉克伯里对迁徙而来的“巴克部落”具体动向和分支的论述暧昧而朦胧。这一特征虽然在欧洲人类学领域饱受诟病，但为晚清学者进一步就不同种族究竟如何“同源”，留有阐释空间。
二、“中国人种西来”话语的引入
真正使“中国人种西来”这一话语于晚清时在国内掀起浪潮的并非上述原本或直译本，而是晚清学者蒋智由对其经由自身理解而再诠释的作品——《中国人种考》。在阐释中，蒋智由通过微调拉克伯里原本的时间线，维护了中国文明的本土性与自发性。他一方面通过肯定迁徙，利用西学“科学种族主义”的框架，让中国人种与西方人种实现平起平坐；另一方面又在“文化种族中心主义”的叙事中，捍卫中国文明文化“华”的地位——抑或至少为“华”的地位保留了实现的潜能。
具体而言，在“中国人种西来”话语的“迁徙”核心方面，拉克伯里不乏以迁徙为由将中国文明划归为西亚文明的次生文明之嫌。而蒋智由虽然肯定了中国人种由迁徙而来，却也指出：“全地球著名之各人种，溯其始，无非由迁徙而来…此殆人种中绝无之例”即世界上所有的人种都是由迁徙而来的，流动和迁徙也是人类文明亘古不变的规律，所以国人和世界各族相比并无例外——消解了拉克伯里原文中有关“迁徙”等同于“次生文明”的预设。由此，蒋智由在进入“科学种族主义”框架的同时，为人种优劣以文明文化为中心的阐释预留了空间。
在文明文化层面，蒋智由摒弃了拉克伯里以读音文字相似、神话文明相似为起点的论述，转而从文明发展速度的角度进行分析：
以黄帝仅不过一百有十一岁之寿，而文明程度加加是其膨胀而发达，谓必尽出于一时之创辟乎？……盖以世界文化无此顿进之率也。若是，则由迁徙而来，因祖国之所有以栽植之于中国……五帝时代之文化，殆可作如是观矣。且夫自黄帝以前，西亚种族必已渐来，先已植其文化之端倪。
蒋智由指出，在黄帝时代，中国文明实现了爆炸式发展，其速度远超其他文明。因此，如果中国文明真如神话中所记载——在百年间实现此般发展——则在“黄帝以前”，西亚种族应当已对中国文明有所影响；由此，在西亚文明的助力下，中国文明才能实现迅速发展。在此，蒋智由通过对时间线的微调实现了对中国文明本土性、自发性的维护：他将西亚文明的影响界定在“黄帝以前”，由此将西亚文明界定为发展助力；而非如拉克伯里般将神农直接记为萨尔贡大帝，即把中国文明的发展中重要人物记为西亚文明中的人物。
自蒋智由对“中国人种西来”话语进行人种与文明文化融合的本土化诠释后，晚清学者正式开启了对这一话语在中国晚清文化语境中的工具化阐释。
三、各流派对“中国人种西来”话语的工具化阐释
在蒋智由对“中国人种西来”话语的全新阐释的基础上，这一时期晚清学者分别从文明文化和西来人种演变两个方面切入，进一步借以阐述自身观点：前者主要关注民族振兴的道路选择，后者主要探讨民族国家如何建立。
- 民族振兴道路：国粹派学者与学习西方的学者
20世纪初，以刘师培和章太炎等为代表的国粹派学者，和以梁启超等为代表的主张学习西方的学者，所持观点基本完全相悖。国粹派学者主张承袭传统文化以发展：“学术所以观会通也。前哲有言：执古之道，以御今之有；睹往轨，知来辙”；主张学习西方的学者则认为应学习西方以自强。
两派学者皆以“中国人种西来”话语来为自身观点背书，其核心区别在于国粹派学者认为中学（抑或是中国文明文化）已具备“华”的地位，希望利用人种的同宗同源加以证实；而主张学习西方的学者则期望借人种证明国人拥有实现“华”的地位之潜能。
具体而言，国粹派学者推崇“西来说”以期以中西方人种同宗同源为背书，依靠西学在国际上的普遍认可，使中学获得一种相对普遍的价值而得以延续。如刘师培在《古政原始论·国土原始论第一》对“中国人种西来”的讨论：
神州民族兴于迦克底亚。《史记・封禅书》曰：“泰帝兴神鼎一。”《淮南子》曰：“泰古二皇得道之柄。” 泰帝泰古者，即迦克底亚之转音也……见《春秋元命苞》……中邦疆域广延，与西方合一。其证见于《山海经》《穆传》《诸母舊作思祖国篇》已详言之故帝王世纪有言：神农以上有大九州。《春秋命历序》亦曰：“神农始立地形，东西九十万里。” 则兼举西方之土而言可知。
对于国粹派来说，根本目的在于使中学获得和西学平等的价值，并得以存续；因此，不同于蒋智由，国粹派并不反对拉克伯里将中国文明发展中的人物等同于西亚文明中的人物。如刘师培在上述文本中指出，“泰帝泰古者，即迦克底亚之转音也”，即泰帝实质上就是西亚文明中的迦勒底。但不同于拉克伯里，刘师培替换了中国文明和西亚文明的地位。在上述文本中，刘师培指出“中邦疆域广延，与西方合一”，且在神农之前所划定的疆域“兼举西方之土”；因此，并非是中国文明为西亚文明的次生文明，而是在疆域层面上，西亚文明本身便包含在中国文明之内。此外，为了进一步使中学获得普遍价值，刘师培等国粹派学者在讨论“中国人种西来”时援引了丰富的中国古代文献和经典著作。比如，在《古政原始论·国土原始论第一》中，刘师培便援引了《史记》《淮南子》《山海经》等众多中国经典著作。
由此，当西学在国际上获得普遍认可时，与西方人同宗同源的国人之文明、“包含”西学的中学、相互间得以印证的中国典籍，便更应该获得相应普遍价值和认可，并值得延续和推崇。
于主张学习西方的学者而言，对“中国人种西来”话语的讨论根本目的在于让国人愿意学习西方，并相信自身能够成功学习西方。19、20世纪之交，在接连的战争、贸易等冲击下，使国人相信西学值得学习大抵并不困难；但如何让国人相信自身能够成功学习西方而重新获得“华”的地位，则值得思考。为此，该派学者借用“中国人种西来”话语，以回答“中国人何以能够成功学习西方”这一问题。
对于这一问题的回答分为两个层面：人种层面上生理差距的抹平，后天开化重要性（即文明的自决性）的强调。于人种层面而言，若想让国人相信自身有能力通过学习西方而强大，首先需要抹平西方刻意捏造的人种差异、建立国人的民族自信心；而“中国人种西来”话语恰好能够满足这一需求。因此，该派学者不断借以强调国人和西方人同宗同源。如1900年，梁启超在《次韵酬星洲寓公见怀二首并示遯庵》中写道“昆仑传种泣黄羲”，其中“黄羲”指黄帝和伏羲，而“昆仑传种”指中国人种从昆仑山脉一带传入；梁启超的这一说法和拉克伯里所说的中国人种是由两河流域种族“东进到中国昆仑山脉以东”相同。冯客和杨立华在《近代中国之种族观念》中指出，“西来说”为当时的中国和西方之间构建了一种“独特的思想线索”，且“中国与西方文明之间的种族平等得到了拉克伯瑞（即拉克伯里）关于两者在古代近东共同起源理论的支持”。
于文化自决性层面而言，吕瑞廷和赵玉森在面向学生编写的《新体中国历史》中明确强调了各种族后天开化的重要性：
人种开化之程度……虽属人类学上所研究。然于普通历史上亦非毫无关系。西人每谓有全开化之人种（如阿利思人是）、半开化之人种（如亚非人是）。终不能谓与历史无关系……盖人类进化之故。全视国民之能力、质性。若何欲养成国民之能力、质性。实存于语言、文字、法律、行政制度、文物、教育、历史之结果……
《新体中国历史》中指出西方所带有种族优劣性的全开化和半开化人种区分“终不能与历史无关系”，即人种的“优劣性”更多是和后天文明发展相关，而非先天生理区别；因此，即便亚非人种被西方划归为半开化人种，也并非意味着属于亚非人种的国人在生理上天然劣等于西方人种。之后，书中更是强调中国历史后续的发展，才是国人得以扎根的土壤所在：“人之能立国于自种人地面而发耳阖之能派别编年。论者谓民族主义之发达。历史之功居其半焉”。明确后天文明发展的重要性后，书中进一步指出后天文明发展兴盛的关键领域——语言、文字、法律、行政制度、文物、教育、历史——为西学的传入、国人在相关领域的学习铺平道路。
- 民族国家建立：革命派学者与改良派学者
拉克伯里对迁徙而来的“巴克部落”具体动向和分支的论述暧昧不清，蒋智由也未对此问题详细阐释，这一朦胧地带为晚清学者讨论“如何建国”提供了借以阐释的空间。20世纪初，受到西方民族国家观念——尤其是“一国一族”观念——的影响，晚清社会普遍认为只有建立“民族的国家”，使得民族和国家的边界相重合，才能形成民族认同感、提升国家实力。由此诞生出一个问题：民族国家中是否应当包含满族。对此，以刘师培为代表的革命派学者希望推翻清王朝，因而主张建立汉族的民族国家，即排满建国；而改良派则更希望维护清朝统治和国家统一，因而主张合满建国。正是这一时期，“中国人种西来”话语的浪潮袭来，双方都希望从这一西方话语中寻找支撑。
革命派以“中国人种西来”话语为背书，认为属于东迁黄帝之族的仅有汉族，因而民族国家的建立应当“排满”。比如刘师培在《攘书》中指出，中国文明“皆西方所传入也”“颛顼、黄炎之裔散处西陲”，而传入的种族则为“炎黄之裔，厥惟汉族”。和拉克伯里相同，刘师培也认为颛顼、黄等中国文明的重要人物本身即为西亚文明中的人物，但二者核心目的不同：刘师培强调的是汉族和满族在人种上的区别，因此人物的直接对应能够使得界限更加明显，避免因有关颛顼、黄炎种族划分等模糊性的存在而引发其余争论。
改良派正好相反，其以“中国人种西来”话语为背书所抓取的核心逻辑为：中国各民族“同宗同源”，即中国各民族都是由东迁黄帝之族分散而成，从而延伸证明满汉同源；因此民族国家的建立自然应当“合满”。
由于晚清两派学者对该话语的援引核心是为了从种族的角度论述建国方式，两派学者都未重点关注文明文化问题；晚清学者们这一选择性忽略与阐释，也体现了该话语在中国晚清文化语境中的工具化。
四、尾声
“中国人种西来”话语虽然在19、20世纪之交时一度成为晚清文化舞台中的新星，但其实际在中国文化语境中停留的时间非常短暂。于20世纪初掀起风浪后，“中国人种西来”话语在20世纪10年代逐渐消沉；到了20世纪20年代，质疑的声音便逐渐压过了支持的声音。这一过程中，不乏有转变极为剧烈的学者，如章太炎。仅到1907年，章太炎就在修订版的《訄书》（重刻本）中完全更改了自己先前对于“中国人种西来”的讨论——从“征之六艺、传记，盖近密合矣”改为了“征之六艺传记，非也”。
1915年，陈独秀主编的《青年杂志》创刊，新文化运动正式发起，新一代学者掌握中国文化学术话语权；五四运动前后，中国史学界出现转折点，以科学为基础的史学研究方法逐渐兴盛。同时，随着考古研究的推进，当仰韶文化和北京猿人于1921年和1929年先后被发掘后，“中国人种西来”话语被彻底推翻，而中国人种“土著说”（即中国人发源于中国，而非迁徙而来）成为新的潮流。比如林惠祥在《中国民族史·上》中指出“惟最近北京人之发现增加力量不少，将来关于此问题之答案大抵以后土著说较有力量”，直接将北京猿人的考古发现划为中国人种“土著说”的有力实证。
不论是“中国人种西来”话语在晚清文化语境里有关民族振兴道路，还是有关民族国家建立讨论中的工具化，都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上世纪初晚清学者的学术思考模式：立场优先。“中国人种西来”话语最早的甚嚣尘上根源于晚清各流派学者借该话语背书自身立场或观点。这一阶段，各派学者对于“中国人种西来”话语的援引，本质是将其视为一种学术架构的工具来附会晚清国内文献资料和自身立场。因此，该阶段的学术思考核心并非是科学论证，而是文化立场。
“中国人种西来”话语在中国晚清文化语境中的退场也体现了中国学术思考的转型。当以科学为基础的史学研究方法逐渐兴盛、仰韶文化和北京猿人的考古证据相继出现后，近代史学的实证方法正式取代了晚清学者原本文献的附会，学术思考的核心从立场优先转为史实优先、科学论证。
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中国人种西来”话语在中国晚清文化语境下走过了出现、高潮和衰落；各流派学者在这一话语平台上展开的讨论，折射出这一阶段晚清学者的不同追求与学术思考模式。同时，在历史、人类学视角之外，这一过程所展现出的晚清学者对于民族发展的探索、对于中西方话语碰撞的处理，在文化上的意义远超表面上对中国人种来源的探析。“中国人种西来”话语的起落也由此，成为这一中西方文化碰撞时期中国晚清文化语境的剪影，和中国学术思考“借西证中”到“以实证史”转型的鲜活注脚。
Wu Shuyao is an undergraduate student at Tsinghua University studying Foreign Languages and Literatures. Shuyao can be reached at wushuyao23@mails.tsinghua.edu.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