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ANG CHENYILE researches how Mao Zedong’s 1942 Talks at the Yan’an Forum on Literature and Art functioned as a transnational epistemological apparatus during the global 1960s.

摘要：1968年前后，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在全球范围内被重新提出，成为20世纪六七十年代激进政治中极其重要的理论文献。本文试图超越对《讲话》单向度传播史的经验梳理，而将其视为一种跨越地缘政治的“方法”与“认识论装置”，探究其如何同时回应并介入了第一世界与第三世界左翼知识分子所面临的深层文化与政治危机。在西方中心语境下，《讲话》被以阿尔都塞为代表的法国知识分子征用，旨在解决西方马克思主义内部的“人道主义”危机与经济决定论的僵化。其“立足点转移”的号召在欧洲被激进化为一种主体性自杀的苦修，知识分子试图通过“自我消解”来克服自身的伦理与代表性危机。然而，在“全球南方”的广袤腹地，《讲话》则被重铸为切断殖民文化脐带、确立民族叙事合法性的批判武器。第三世界学者通过挪用《讲话》，完成了一场为了“自我建构”的发声抗争。本文指出，这场跨语际的理论旅行实质上是一场关于主体性的错位对话。《讲话》为六十年代的全球激进政治提供了巨大的“上层建筑信贷”，尽管那场全球合奏已然退潮，但《讲话》所开启的这种文化生产方案，至今仍作为一种朝向未来的替代路径而具有理论生命力。

关键词：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全球六十年代；认识论；文化生产

一、全球六十年代的“延安时刻”

1968年5月，当巴黎拉丁区的学生在街垒上高呼“让想象力夺权”时，一本来自中国的红色小册子——《毛主席语录》，成为了那个激进年代最显著的符号之一。毛泽东的著作，特别是《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下简称《讲话》），被不同肤色、不同语言的左翼知识分子从历史的尘埃中重新捡起，奉为反抗资本主义文化霸权与苏联官僚社会主义僵化的理论指导。

正如戴锦华在回顾这一历史时段时所引用的那样，那个时代的精神不仅是政治的激进，更是一种认识论上的决绝：“做现实主义者，求不可能之事”（Be realistic, demand the impossible）。这一口号不仅是“60年代的旗帜，也是60年代的精神”。¹它标志着一种试图突破既有冷战二元格局的冲动，他们试图寻找历史的新主体。然而，需要追问的是：为什么恰恰是一份诞生于1942年中国黄土高原战时语境下的文艺文献，能够在近三十年后的全球“六十年代”引发如此广泛的理论共鸣？它究竟回应了当时全球左翼知识分子怎样的普遍焦虑？

本文试图超越对《讲话》传播史的简单梳理，将其视为一种跨越地缘政治的“方法”。本文试图论证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全球激进政治中，《讲话》之所以能够重新获得理论能量，是因为它作为一种独特的福柯式的认识论“装置”（dispositif），同时回应了第一世界关于主体性消亡的哲学焦虑与第三世界关于民族形式重建的政治渴望。它不仅填补了当时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真空，更为全球知识分子提供了一套关于如何在表征的废墟上重建革命文化的行动指南。

二、第一世界的回响

在20世纪60年代的法国，特别是对于深受结构主义影响的知识分子而言，《讲话》的重新发现并非一次简单的文学趣味转向，而是一场试图应对西方马克思主义内部危机的哲学方法。他们试图在理论上清洗人道主义，并且在实践上消解资产阶级主体，这就构成了《讲话》在西方语境下获得一种有效性的历史前提。

在1960年代初，法国共产党（PCF）内部弥漫着一种“人道主义马克思主义”的氛围（以罗杰·加洛蒂为代表），这种理论试图通过回到早期的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来对抗斯大林主义的僵化。然而，对于路易·阿尔都塞（Louis Althusser）而言，这种向资产阶级哲学的倒退，恰恰是马克思主义理论贫困的标志。他急需一种理论武器，既能拒绝经济决定论的机械因果律，又能避免滑向唯心主义的主体论。正是在这里，毛泽东作为《讲话》的哲学基础的《矛盾论》被阿尔都塞作为一种“认识论的断裂”工具引入了西方哲学界。在《保卫马克思》的核心篇章《矛盾与多元决定》（Contradiction and Overdetermination）中，阿尔都塞几乎是逐字逐句地借用毛泽东的概念来重构辩证法。他敏锐地指出，马克思主义的矛盾绝不是黑格尔式简单统一体的自我展开，而是极其复杂的、受历史环境制约的。²

为了论证这一观点，阿尔都塞直接引用了毛泽东关于“矛盾的特殊性”的论述：“总之，他(毛泽东)为矛盾特殊性确立了定义。 在他所下的定义里，我们一下碰到了三个十分值得注目的新概念。第一个概念是关于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的区别；第二个概念是关于矛盾的主要方面和次要方面的区别；最后，第三个概念是关于矛盾的不平衡发展。他告诉我们，这三个概念是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基本概念，因为它们体现着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特性。”，³并将其理论化为著名的“多元决定”（Surdétermination）概念，“‘矛盾’是同整个社会机体的结构不可分割的，是同该结构的存在条件和制约领域不可分割的；‘矛盾’在其内部受到各种不同矛盾的影响，它在同一项运动中既规定着社会形态的各方面和各领域，同时又被它们所规定。我们可以说，这个‘矛盾’本质上是多元决定的。”

“多元决定”实际上是对传统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结构中经济决定论的一种强力修正。在阿尔都塞看来，历史的进程并非由单一的经济因素线性驱动，而是由政治、意识形态、文化以及国际环境等多种异质性的矛盾在特定的历史时刻汇合而成 。这种复杂性意味着社会形态中的各个领域并非经济基础的被动镜像，而是拥有其自身的相对独立性。所以他进一步指出，毛泽东的伟大之处在于他拒绝了黑格尔式的“本质/现象”二分法，承认“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具有重要的反作用，矛盾本质上是多元决定的：“环境和潮流有的属于生产关系，而生产关系虽然是矛盾的一个方面，但同时又是矛盾的存在条件；有的属于上层建筑，而上层建筑虽然是生产关系派生的领域，但它具有自己的稳定性和有效性；有的属于国际环境，而国际环境是作为起着特殊作用的规定性而起作用的。也就是说，在各有关领域中活动的‘不同矛盾’（这些不同矛盾也就是列宁谈到的‘一系列’矛盾）虽然‘汇合’成为一个促使革命爆发的统一体，但并不作为一个简单矛盾的内在统一体中的简单现象而‘消失’。……它在同一项运动中既规定着社会形态的各方面和各领域，同时又被它们所规定。”⁴

这段对于毛泽东思想的援引至关重要。通过阿尔都塞的解读，《讲话》中关于“文艺服从于政治”但又“反作用于政治”的论述，不再被视为一种行政命令，而是被提升为一种科学的真理：文化和意识形态不再是经济的影子，它们本身就是历史变革的“主导结构”（Structure à dominante）。这直接导致了后来《原样》（Tel Quel）杂志社的克里斯蒂娃（Julia Kristeva）和索莱尔斯（Philippe Sollers）等人得出一个激进的结论：在语言和文本内部进行的革命就是真实的阶级斗争。

阿尔都塞在这里是在解决“认识论”的问题，而《讲话》在60年代西方的另一重功能是解决伦理问题，即如何处理当时对知识分子的批判。

让-保罗·萨特（Jean-Paul Sartre）曾提出“介入文学”（littérature engagée），主张作家通过写作来介入社会。然而，在1968年五月风暴的激进学生眼中，萨特式的介入仍然保留了知识分子高高在上的特权，萨特式的知识分子依然是那个拥有话语权、代表无产阶级发言的“大写的主体”。与之相对，毛泽东在《讲话》中提出的“立足点转移”，即“深入工农兵”、“把自己的思想感情来一个变化”， 实质上是要求知识分子经历一场深刻的、甚至是痛苦的自我重塑。通过深入工农兵与思想感情的变化，毛泽东号召文艺工作者彻底告别抽象的理论推演，通过投身真实的生产劳动来重塑自身的政治感知。这一路径与萨特等西方精英知识分子的“介入”模式有着本质区别，“介入文学”中的大写主体始终站在大众之外，试图作为真理的代言人“代表无产阶级发言，替无产阶级行使话语权”。这种转变被被解读为一种“主体性自杀”，是因为对于当时的激进知识分子而言，这意味着他们必须主动选择消解那个个体化的主体，从而在与群众中获得一个属于集体与阶级的新主体。

理查德·沃林在《东风》中详细记录了这一过程如何演变为一场名为“去工厂”（l’établissement）的社会运动。数以千计的法国学生放弃了学业，潜入工厂成为流水线工人。这不仅仅是为了组织工会，更是一种基于《讲话》精神的苦修。沃林敏锐地指出，这种行为背后的逻辑是知识分子对自己身份的深刻厌恶，“在毛主义者（法国的精英知识分子）中间，在外省工厂中‘确立’自身变成一个必经阶段、一种兼作检验革命勇气的政治自我牺牲的行为。在鼎盛时期，大约有两三千名学生参加了工作台（établi）运动…工作台现象是一种左派分子借以剥去资产阶级出身与证明他们的无产阶级真诚的工具。毛主义者为他们献身于与“理论”相对的“实践”而感到自豪。”⁵ 

在这里，《讲话》中所提到的“我是个学生出身的人……那时，我觉得世界上干净的人只有知识分子……革命了，同工人农民和革命军人在一起了，我逐渐熟悉他们，他们也逐渐熟悉了我”⁶ 被一种苦修式的狂热所实践。对于西方激进左翼而言，这个思想提出一种反人道主义伦理，真正的人性不在于抽象的人，而在于通过否定自我、融入集体的过程中新生的处于阶级中的人。因此，西方的“延安时刻”不仅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革新，更是一场关于知识分子身份的重新探索：知识分子不再试图解释世界，也不再试图代表世界，而是试图通过消失在世界之中、回到群体之中来改变世界。

三、全球南方的回响

在巴黎和伦敦，《讲话》被用作解决认识论危机的哲学武器，而在亚非拉地区，它被用于解决殖民文化的问题。对于“全球南方”的知识分子而言，问题不在于如何解释世界，而在于如何在被帝国主义语言和形式包围之中重建一种属于本民族的叙事合法性。

在1970年代的阿根廷，随着军政府独裁的加剧和左翼运动的激进化，以让-保罗·萨特为代表的“介入文学”（littérature engagée）模式遭遇了严重的信誉危机。新一代批评家发现，萨特式的“良心写作”依然预设了一个拥有特权的资产阶级主体——作家在书桌前保留着中产阶级的生活方式，却试图在文本中代表无产阶级发言。

针对这一困境，阿根廷新左派理论家、小说家里卡多·皮格利亚（Ricardo Piglia）在《书籍》（Los Libros）杂志上，利用毛泽东思想对文学体制进行了结构性的解剖。魏然在其研究中指出，皮格利亚对《讲话》的挪用并非简单的政治跟风，而是旨在“更新旅行者/专家自我专业领域的运作模式乃至存在意义”。⁷皮格利亚的核心洞见在于，他将《讲话》中关于“文艺是整个革命机器的一部分”的论述，与布莱希特（Brecht）的美学相结合，提出了一种“文学生产”（literary production）的理论。他认为，文学不仅仅是意识形态的反映，更是一种物质实践。在他看来，文学不应被视为对现实或意识形态的被动反”，而应被理解为一种主动的物质实践。这意味着，文学创作并非仅仅是作者脑海中的灵光一现，而是一种生产性的劳动过程；文字、叙事和形式本身就是一种物质性的力量，能够直接介入并重构读者的感知方式与社会关系。魏然详细分析了皮格利亚如何通过阅读《讲话》来批判文学意义的私有制：“皮格利亚对中国理论与经验的书写克服了美学先锋和艺术政治化之间的对立，他从批判资本主义文学制度的私有产权观念出发，倡导文学乃至社会价值体系的转型。”⁸这是一种向集体生产的转型，这种转型要求打破作者对意义的绝对支配，将文学从孤立的精英话语中解放出来，使其成为一种社会性的、资源共享的生产活动。在这种模式下，文学不再是审美私产，而是一场旨在重构社会价值体系、赋予被压迫者说话权利的共同实践。

这种转型在皮格利亚对阿根廷作家罗伯特·阿尔特（Roberto Arlt）的重读中得到了体现。与博尔赫斯（Borges）代表的世界主义精致美学不同，阿尔特的粗糙、混乱和“坏品味”被皮格利亚视为一种革命性的“民族形式”。正如魏然所论证的，这种对“中国作风”的借用，使得阿根廷左翼能够将“中国被视为朝向未来的替代方案”，从而在理论上拒绝了西方中心主义的审美霸权，确立了“粗糙的”本土现实主义的合法性。

如果说阿根廷的斗争还停留在“文体”层面，那么在非洲，肯尼亚作家恩古吉·瓦·提安哥（Ngũgĩ wa Thiong’o）不仅阅读并接纳了《讲话》，还将其逻辑延伸到了语言本体论的层面。

在《政治中的作家》（Writers in Politics, 1981）中，恩古吉就明确指出自己参考了《讲话》的论断，认为“文学作为一种创作过程及其最终成果，都受到历史社会力量和条件的制约：它无法选择超然于或超越经济、政治、阶级、种族…文学是具有党派性的：文学会选边站队，在阶级社会中尤其如此” ( literature as a creative process and also as an end is conditioned by historical social forces and pressures: it cannot elect to stand above or to transcend economics, politics, class, race…literature is partisan: literature takes sides, and more so in a class society. 6) 在1986年出版的檄文《精神的非殖民化》（Decolonising the Mind）中，恩古吉回顾了自己从英语写作转向吉库尤语（Gikuyu）写作的痛苦过程。他深刻地意识到，帝国主义对殖民地的统治，最核心的手段不是驻军，而是在精神与文化上实施控制。他提出了著名的“文化炸弹”概念：“帝国主义对这集体反抗所挥舞的最大武器就是文化炸弹（the cultural bomb）。文化炸弹的效果是毁灭一个民族对其名字、语言、环境、斗争传统、统一、能力乃至对自身的最终信念。”⁹恩古吉的这一论述与《讲话》中关于“普及与提高”的辩证法形成了惊人的互文。毛泽东提出，“那末所谓文艺的提高，是从什么基础上去提高呢？​从封建阶级的基础吗？从资产阶级的基础吗？从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基础吗？都不是，只能是从工农兵群众的基础上去提高。也不是把工农兵提到封建阶级、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高度’去，而是沿着工农兵自己前进的方向去提高，沿着无产阶级前进的方向去提高。​​”¹⁰ 对于毛泽东来说，文艺创作的基础在于无产阶级自身，其前进方向也应有鲜明的无产阶级特征，而不应因循资产阶级统治者的文艺形式——否则就是在巩固资产阶级的审美霸权，在此意义上，恩古吉做出了同样的选择：如果继续用殖民者的语言英语写作，无论内容多么激进，其形式本身就是在巩固殖民阶级的审美统治。因此，恩古吉放弃英语写作的决定，实质上是一次彻底的“立足点转移”。他试图通过使用本民族语言，重建一种“集体记忆库”（collective memory bank），¹¹这正是《讲话》所倡导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在非洲语境下的激进回响。

同时，印度裔理论家加亚特里·斯皮瓦克（Gayatri C. Spivak）从后殖民批评的角度，与《讲话》中的“工农兵”概念形成呼应。在经典论文《庶民能说话吗？》（Can the Subaltern Speak?）中，斯皮瓦克解构了英国殖民者废除“寡妇殉葬”（Sati）的历史叙事。她说到：“白人男人正在把褐皮肤妇女从褐皮肤男人手中拯救出来”（White men are saving brown women from brown men.）。¹²这一论断深刻地揭示了第三世界被压迫者（特别是女性）在主流历史叙事中的“双重失语”：她们要么被殖民者代言为需要拯救的受害者，要么被本土民族主义者代言为传统的守护者。斯皮瓦克这个“庶民能说话吗”的发问实际上是在呼唤一种能够打破这种精英表征体系的全新语言。

这恰恰证明了《讲话》在当代的意义。毛泽东在1942年提出的“为什么人”的问题，在斯皮瓦克这里被转化为了“谁在说话”的认识论拷问。除非知识分子能够真正完成自我改造，去倾听那些被抹除的声音，否则任何关于解放的宏大叙事都可能沦为另一种形式的暴力。

通过阿根廷的皮格利亚、肯尼亚的恩古吉和印度的斯皮瓦克，《讲话》在20世纪下半叶的全球南方构建起了一个庞大的反形式主义同盟。它证明被压迫民族的文化解放，绝不仅仅是题材的更替，更是一场关于语言、形式与主体性的宏大抗争。

四、作为方法论的《讲话》

同一本《讲话》，在“第一世界”与“第三世界”被用来解决截然相反的问题。如果说法国知识分子阅读《讲话》是为了自我解构，那么阿根廷和第三世界知识分子阅读它则是为了自我建构。而这两种实际上都是对《讲话》“误读”与“挪用”。

在西方语境中，对于身处资本主义中心的知识分子而言，语言本身已经被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所污染。因此，他们对“工农兵”的崇拜，实际上是一种沉默的政治，即使得知识分子让位于那个想象中的、纯洁的无产阶级主体。然而，在全球南方，逻辑被完全倒置了。对于皮格利亚、恩古吉或斯皮瓦克而言，问题不在于知识分子的让位，而在于如何夺取“说话”的权利。在传统的殖民叙事中，被压迫者要么被帝国主义者代言，要么被民族主义精英代言，他们始终处于“失语”状态。而在20世纪70年代的第三世界，《讲话》恰恰被当作一种发声方式，对文学生产的强调，正是为了证明：被压迫者不仅可以拥有自己的政治，还可以拥有自己的美学。通过将《讲话》中“民族形式”的概念激进化，第三世界作家拒绝了西方关于普世文学的许诺，坚持用本民族的语言讲述本民族的故事。

知识分子对《讲话》的挪用和误读为何在60年代及其后成为全球现象？弗雷德里克·詹姆逊在《六十年代断代》中提供了一个极具解释力的历史唯物主义框架。詹姆逊指出在这一时期，全球资本主义的扩张导致了传统阶级结构的松动，马克思主义者发现，很难再直接从“经济基础”中推导出革命的必然性。在这种焦虑下，毛泽东主义提供了一种信贷式的承诺——即使经济基础无法保证革命，直接改变上层建筑，即思想文化，也可取得胜利。

“如果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在这一时期——这一新历史主体激增的时期——显得‘不真实’……那么（毛主义）提供了一种解决方案……即上层建筑必然战胜基础。”¹³ 这一论断极其精准地解释了《讲话》的全球流行，无论是阿尔都塞提出的“相对独立性”，还是皮格利亚提出的“改变阅读编码”，本质上都是在呼应《讲话》的许诺，即使经济基础尚未成熟，我们依然可以通过“文化革命”来预支未来的胜利。这种“信贷”虽然在70年代末期随着全球保守主义的回潮而遭遇了“违约”（即革命的退潮），但它在当时成功地将文化从社会的边缘推向了风暴的中心，创造了人类历史上罕见的高强度的文化政治时刻。

Wang Chenyile is an undergraduate student at Tsinghua University studying world literature and culture. Chenyile can be reached at wcyl22@tsinghua.edu.cn.

参考文献

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载《毛泽东选集》（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

戴锦华：《未名之匙》，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5年。

魏然：《南方的合奏——〈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与1970年代阿根廷文艺批评》，载《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22年第5期。

[法] 路易·阿尔都塞：《保卫马克思》，顾良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年。

[美] 理查德·沃林：《东风：法国知识分子与20世纪60年代的遗产》，董树宝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7年。

Jameson, Fredric. “Periodizing the 60s.” Social Text, No. 9/10, The 60’s without Apology (Spring-Summer, 1984).

Ngũgĩ wa Thiong’o. Decolonising the Mind: The Politics of Language in African Literature. London: James Currey / Heinemann, 1986.

Ngũgĩ wa Thiong’o. Writers in Politics: Essays. Exeter: Heinemann Educational Books Inc, 1981.

Spivak, Gayatri Chakravorty. “Can the Subaltern Speak?” In Marxism and the Interpretation of Culture, edited by Cary Nelson and Lawrence Grossberg. Urbana: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1988.

1.  戴锦华：《未名之匙》，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272页。 ↩︎
2.  [法] 路易·阿尔都塞：《保卫马克思》，顾良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年，第260-261页。 ↩︎
3.  [法] 路易·阿尔都塞：《保卫马克思》，顾良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年，第132页。 ↩︎
4.  同上，第121-122页。  ↩︎
5.  [美] 理查德·沃林：《东风：法国知识分子与20世纪60年代的遗产》，董树宝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7年，第136页。 ↩︎
6.  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毛泽东选集》（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851页。 ↩︎
7.  魏然：《南方的合奏——〈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与1970年代阿根廷文艺批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22年第5期，第57页。 ↩︎
8.  同上，第39页（内容提要）。 ↩︎
9.  Ngũgĩ wa Thiong’o, Decolonising the Mind: The Politics of Language in African Literature, London: James Currey / Heinemann, 1986, p. 3. ↩︎
10.  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毛泽东选集》（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859页。 ↩︎
11.  Ngũgĩ wa Thiong’o, Decolonising the Mind, p. 15. ↩︎
12.  Gayatri Chakravorty Spivak, “Can the Subaltern Speak?”, in Cary Nelson and Lawrence Grossberg (eds.), Marxism and the Interpretation of Culture, Urbana: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1988, p. 92. ↩︎
13.  同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