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ANG SINCHI researches the clustering of Chinese writers in the International Writing Program in the 1980s and its role in shaping Chinese literary identity during that period.
摘要: 1967年，聂华苓与保罗·安格尔创办“爱荷华国际写作计划”，旨在促进跨国文化交流。1979年中美建交后，该计划成为中国文学“走出去”的重要渠道。1983年，茹志鹃与王安忆受邀参加，并将见闻记录于日记体著作《母女同游美利坚》。然而日记显示，中国作家在美期间频繁“抱团”，与写作计划标榜的国际交流愿景形成张力。这一现象引出的核心问题是：在1980年代中国文学走向世界的历史关口，“抱团”现象揭示了中国作家访美的何种处境？这种经验又为中国文学带回怎样的思想启示？
文章从“防御性”与“建设性”两个层面展开分析。防御性层面指向“抱团”作为应对结构性困境的生存策略，具体体现为三重制约：语言壁垒—对话不平等，翻译筛选—作品可见性，冷战政治—被观察者位置。
建设性层面则揭示“抱团”的积极意义。1980年代中国文学面临的核心命题是：在走出“文革”后，如何在现实主义与现代主义之间找到新路径。这一问题在两岸三地皆有共鸣，却因政治阻隔难以在本土充分讨论。而聂华苓以其个人网络在爱荷华创造了一片“政治飞地”，使两岸三地作家得以在异乡聚首，共同探讨中国文学的主体性。
结论指出，“抱团”并非对国际交流的回避，而是在有限空间中作出的主动选择。通过这一经验，中国作家不仅进行了对文学未来的集体思考，也在美国之行中拓展了国际视野，为1980年代中国文学“走出去”提供了独特的精神资源。
关键词: 爱荷华国际写作计划；《母女同游美利坚》；80年代中国文学；两岸三地文学；冷战
引言
1967年，赴美华人作家聂华苓与其丈夫、美国诗人保罗·安格尔（Paul Engle）创办“爱荷华国际写作计划”（International Writing Program，下称“写作计划”），旨在创造一个促进跨国文化交流的平台。写作计划于每年秋季遴选世界各国的优秀文艺工作者，包括小说家、诗人、编剧、导演等；在美苏冷战态势严峻、文艺创作受限于意识形态的背景下，写作计划为文艺工作者提供不受打扰、不受政治限制的写作环境，透过演讲、讨论、访问、旅行等方式，“使作家们的文学观念、表现技巧得到一种冲击和对流。再就是帮助他们翻译他们自己的作品，和他们国家著名的古典作品或现代作品，然后拿到堂上讨论、修改，好的作品‘国际写作计划’尽量协助出版或发表，就是不能发表，也可以增加国与国之间的文化交流和互相了解。”[1]
1979年中美建交，写作计划该年首次邀请中国大陆作家参与其中。1980年代亦正值中国改革开放之初，大陆文学迫切需要从十年“文革”的文化封闭中“走出去”，于是写作计划成为中国文坛与世界文坛对话的重要渠道[2]。
1983年，中国大陆作家茹志鹃和王安忆受邀参与写作计划，见闻记述于日记体著作《母女同游美利坚》。而从日记的叙述中不难发现，中国作家（包括大陆、台湾和香港）比起参与国际交流，更倾向于国内“抱团”。例如，茹志鹃在日记中表示对非洲文学讨论会后的酒会没兴趣，中国作家们都“回来捧着自己准备好的菜，去华苓家会餐”，并唱起了歌[3]；在安格尔的生日派对上，“开始跳舞时，中国人不约而同地告辞出来”[4]；还有在参观安格尔的出生地时，王安忆记录大家“乱哄哄地坐在一堆喝酒吃东西”，而“我们一些中国人便上楼找了一个地方坐下来” [5]。
中国作家的“抱团”现象与写作计划标榜的文化交流愿景形成的张力耐人寻味：一个旨在促进跨国文学交流的平台，何以成为中国作家内部聚集的场域？被邀请远渡重洋的中国作家，何以将大量时间投入与同胞相处而非与异国同行对话，而作为共同创办人、华人作家的聂华苓并未对“抱团”加以干预？由此引出本文的核心问题：在1980年代中国文学“走出去”的历史关口，在写作计划精心设计的国际交流机制之中，“抱团”现象揭示了中国作家访美的何种处境，这种“抱团”经验又为中国文学带回怎样的思想启示？
本文选择茹志鹃和王安忆所著的《母女同游美利坚》作为研究文本，考量有三：
- 文体独特性。 多数写作计划参与者的记录是事后回忆（如丁玲《访美散记》），经过时间筛选与叙事整饬。而《母女同游美利坚》是当场写下的日记，保留了未经反思的现场感；那些尴尬、无聊、不适的时刻，为观察“抱团”现象提供了最直接的素材。
- 双重视角的立体性。茹志鹃与王安忆从代际和资历上形成鲜明对照：70年代末、80年代初，茹志鹃开“反思文学”先河 [6] ，关切“文革”“文化大革命”后中国文学走向；王安忆则处于创作萌芽阶段，刚开始发表小说。母女两代作家，一位背负历史创伤、一位探索未来可能，面对同一场域的反应之异同，使“抱团”现象更具立体层次。
- 时间节点典型性。1983年中国作家加入写作计划已趋常态（萧干、艾青、丁玲等已先后受邀），中美文学交流从试水期进入稳定期。正是在这种“常态化”背景下，“抱团”现象的持续存在，意味着其并非历史转折点的偶然产物，而是有待解析的结构性问题。
通过分析写作计划国际交流的底层逻辑，以及1980年代中国文学在“走出去”与保持主体性之间的内在张力，本文提出：“抱团”现象既是中国作家在西方文化主导话语中的防御性机制，也是两岸三地作家共同思考中国文学变革的建设性场域。这一现象虽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中国作家与国际同行的直接对话，却并不妨碍他们在冷战持续、中美建交的历史背景下，借由写作计划的平台踏出国门、观察美国文化，并将所见所闻转化为反思中国文学未来的精神资源。
- 防御性“抱团”：在结构困境中的生存策略
中国作家的“抱团”现象不能简单解释为华人对西方派对文化的不适应性——虽然茹志鹃在日记中常流露对派对文化的疲惫感，但更年轻、积极体验美国文化的女儿王安忆与香港作家潘耀明等也并未脱离“抱团”轨迹。可见，“抱团”的驱动力远不止于文化隔阂，而指向更深层的政治性因素——它是一种在冷战背景、西方文化主导的语境中所生成的防御性机制。
写作计划标榜非政治性[7]，力求打造非对立、无限制的文艺创作交流平台；然而，对于来自非英语国家的中国作家而言，这个平台并非中立的对话空间——它由特定的语言、制度与文化逻辑所构成，使“抱团”成为一种应对结构性困境的防御性策略。这种结构性困境体现在三个层面：语言壁垒、翻译筛选机制与冷战政治。
1.1 语言壁垒
写作计划的工作语言为英语，这种语言壁垒根植于创办人安格尔一以贯之的“国际化”愿景。安格尔1941年起担任“爱荷华作家工作坊”（Iowa Writers’ Workshop，下称“工作坊”）主任时[8]，便期许工作坊成为一个“国际化”而又“国家级”的写作平台，作为美国文学乃至于欧亚文学的未来的最大推动力[9]。需要注意的是，这种“国际化”愿景初衷为宣扬文学上“美国以及爱荷华的优越”，并为此从亚洲等“落后地区”招收学生学习“西方的文学典范” [10]。换言之，安格尔的“国际化”从一开始就是以英语为媒介、以西方文学为中心向外辐射的单向进程。
1967年，安格尔与聂华苓共同创办的写作计划，某种意义上是对工作坊的“优化”：参与群体由多元国籍构成，尤其注重受邀作家的政治“互补性”[11] ，希望为遭遇美苏冷战等所致的政治动乱的作家提供一个自由书写的平台。相较于工作坊时期白人男性主导的局面，写作计划无疑是向“国际化”迈进了一步——工作坊时期，非裔女性诗人丽达·多夫（Rita Dove）因身份特殊性被边缘化，其作品因身份特殊性而被给予更“宽容”的评价[12]，意即非白人男性作家的写作技艺被预设为次一等。多夫后来转而加入写作计划[13]，似乎标志着写作计划在人种层面上实现了突破。
然而不变的是，写作计划始终以英语为正式工作语言，以美国文学为默认参照系；工作坊时期外显的种族分化，在写作计划中被转化为以语言作为文学对话的隐性门槛。王安忆对语言障碍深有体会：包括需要额外修读英语课程；因为不会英语而对写作计划的赠书环节感到惭愧——“我希望我能学会英语。面对这么多书，眼馋得很，可是只有会英语，才能拥有它们”[14]；即便有翻译，母女俩也经常因为语言不通而无法理解讲座内容。语言障碍不仅造成沟通不变，更限制了非英语母语作家平等参与文学对话的权利——当书中的文字是无法“拥有”的，当发言需要经过翻译的延迟的，所谓的“国际交流”便沦为单向度的文化展示，而非双向对话。
1.2 翻译筛选机制
如果说语言障碍使非英语作家无法参与对话，那么翻译机制则决定了他们以何种形式“参与对话”。写作计划所提供的文学翻译资源，看似是协助非英语作家进入国际视野的中性媒介，实则是一种服务于美国文学生态的文化筛选。
这种筛选机制，可以追溯至工作坊时期的评价逻辑。英语白人世界掌握了“定义好文学”的权力，而多夫的诗作更因身份特殊性，从根本上被排除在评价体系之外。
写作计划虽然在形式上改革了这种“排外”逻辑，但非英语作品需要通过翻译这道关卡才能被“看见”，而翻译本身即是一种筛选与改写。王安忆的原创小说《小院琐记》因为用中文写作，在英语文学评价体系中“还不够格”，迟迟未有英译本[15]；中国古诗词的英译为迎合西方诗歌审美，“每一个意象都逐一地译了过来”，却忽略了背后的“境界”[16]。
中国参与者努力了解英语文化文学，但“隔壁”工作坊的美国学生却表示对写作计划的国际作家和报告会“没有兴趣”，“没有必要”交流[17]；王安忆在芝加哥讲学，“来听的几乎都是中国人，只有两个美国人”[18]；连爱荷华大学的中文系主任也对写作计划的中国作家丝毫没有兴趣[19]。反倒是爱尔兰作家混乱的、毫无准备的发言，因为触及美国学生所感兴趣的代际问题、英帝国问题、虚无主义，而备受欢迎[20]。这意味着，非英语作家的作品能否被“看见”、以何种面貌被“看见”，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英语世界的文化品味，而这并非写作计划作为国际交流平台所能够扭转的结构性事实。对此，王安忆写道：“这里的人并不渴望了解我们，只是不断地向我们表现他们” [21]。
1.3 冷战政治
语言障碍与翻译筛选机制问题之所以根深蒂固，更深层的原因在于写作计划始终身处冷战格局当中，它既是文化交流平台，也是资本主义阵营文化战略的一环。
1963年，安格尔到访香港、日本、台湾和菲律宾，萌生了创办一个拉拢非共产主义政权（尤其是台湾）的写作计划的想法，旨在为冷战格局扩充资本主义阵营[22]。1967年写作计划成立，安格尔与聂华苓共同筹备写作课程，希望能够为受邀作家提供自由创作空间与前卫的写作技艺，与共产主义政权的出版管制形成对照[23]。在安格尔的构想中，写作与出版的相对自由，是资本主义阵营区别于共产主义阵营的标志。
1979年中国作家加入写作计划，进一步僵化文艺界的冷战局势。由于大陆文坛因“文革”与海外（包含台湾与香港）隔绝十余年，海外对大陆文坛的态度“警惕多于欢迎”[24]。在写作计划中，大陆作家处于“被观察者”的地位：印度、印尼、南朝鲜、菲律宾”的作家参加亚洲小组讲演[25]，中国作家则专门参加作家报告会[26]，便于“被观察”；在“中国周末”文会及其他场合，海外人士常对大陆作家发出尖锐的政治提问[27][28]。这种“观察”具体而言体现于海外对大陆70年代末80年代初文学作品的高度政治化解读——将大陆文学简化为敢于“暴露”政治弊端的工具[29]，试图在冷战的二元框架中为之定位：它究竟是社会主义阵营内部自我批判的产物，还是向资本主义阵营“文学自由”靠拢的信号？
写作计划与爱荷华大学的微妙关系，也折射出这种政治警惕的渗透性。写作计划依托爱荷华大学得以开展，因此如果写作计划声誉盖过学校容易引起校方反感，1993年至2001年，校方更下令中断邀请中国作家[30]。
语言壁垒、翻译筛选与冷战政治，三重结构性困境共同框定了中国作家在写作计划中的行动边界。他们无法在英语主导的场域中平等对话，也难以逃脱被观察、被定义的位置。然而，正是在这些限制之中，中国作家以“抱团”的方式，为自己开辟了一个得以喘息和对话的空间——一个可以在强势话语面前保持反思距离、在异乡环境中共同思考中国文学未来的空间。
- 建设性“抱团”：在异域飞地中思考中国文学
这个空间的建设性意义，始于它所回应的问题——正是1980年代中国文学的核心命题， 将在两岸三地之间建立对话的必要性赋予了“抱团”。而这一对话之所以可能，则有赖于聂华苓所编织的华人网络——在当时两岸政治阻隔、海外态度警惕的背景下，正是“抱团”让原本难有交集的两岸三地作家，得以在爱荷华的客厅里共处一室、围坐对话。
2.1 1980年代中国文学的核心命题
张旭东描述中国的80年代“是大变动、大解放的时代，一切都在更新，每天都在更新”[31]。这种“新”之于中国文化文学界更是意义非凡，中国文学需要寻找新审美、新形式，大陆文学需要“走出去”，与台湾文学、世界文学对话。
关于“新”文学讨论的迫切性不在于学科或机制，而在于现实主义与现代主义之争——在走出“文革”后，文学作品应如何避免成为纯粹批判社会的政治宣传工具，又不陷入过度个人主义的、与现实脱节的精英式写作技艺试验场？这成为80年代中国文学的核心命题。
2.2 写作计划作为 对话空间
这些问题并非大陆文坛独有，而是两岸三地作家需要共同面对的历史课题。与大陆相似的是，台湾1977至1978年的乡土文学论战，正是围绕文学应服务于社会现实，还是追求艺术自主展开的激烈交锋。香港则身处殖民地的特殊处境，一边面对西方文化的直接冲击，一边又需处理自身与中国文化传统的关系。
然而，在各自区域内，这些问题却难以充分讨论。台湾尚未解严，国民党当局对文学的政治审查依然严格；大陆文艺政策仍在调整之中，对“资产阶级精神污染”保持警惕[36]；香港作家虽有相对自由的空间，却也在寻找自己的文化定位——他们既不属于大陆，也不属于台湾，却又与两者血脉相连。1979年聂华苓首次邀请中国大陆作家，中国作家协会积极配合，反倒是“非共产主义”的台湾当局则回绝邀请[37]，恰恰说明，在 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不相容的政治格局中，三地作家各自面对相似的困惑，官方层面的对话却几乎不可能。
然而，政治回绝并未阻断文学对话。聂华苓以其个人的声望与网络，在爱荷华创造了一片“政治飞地”：她频繁举办中国作家内部的小型聚会，小至不定期地邀请作家到家里吃饭、看电影，大至为安格尔生日专门请客中国人吃饭[38]。这个社交网络不仅限于写作计划的受邀作家，只要是到访或身处爱荷华的中国文学学者（例如吕嘉行、谭嘉夫妇[39]，来讲学的台湾诗人叶维廉[40]），都会受到邀请相聚一堂。可见，“抱团”在此已不只是写作计划内部的生存策略，更是两岸三地作家在政治阻隔的年代，抓紧机会在“飞地”中实现文学对话的集体行动。
于是，1979年“中国周末”首次将1949年后隔绝的海峡两岸作家汇聚一堂，1983年茹志鹃、王安忆与陈映真、七等生以及潘耀明等同届相遇。这些历史性的聚会，让中国文学命题第一次在跨区域的集体对话中获得展开，终于让文学而非意识形态成为定义“中国文学”的共同语言。在这片远离故土的爱荷华，中国作家以“抱团”的方式，进行了在国内无法完成的对话。
2.3 两岸三地文学对话之展开
在文学命题上，两岸文坛都达成共识的是，中国文学有其主体性，不必盲目崇拜或朝圣西方。80年代解放初期，大陆文学确实有学习西方“现代派”技艺（如意识流）的倾向[43]，但绝不止步于效仿西方。大陆作家王蒙提出，解放后的文学“不要向刺激性方面发展”，不应盲目追求技艺上的“大胆”来针砭时弊，而应该追求“更有长久的艺术生命力”[44]。文学的创新始终在回应“下一步踏向何处”的问题[45]，即摆脱政治功能后，文学应以何种形式再表达社会问题。因此，80年代大陆文学并没有全盘西化，反而回归本土传统文化资源，出现“民族文化热”[46]，以传统审美进行文学创作。
写作计划则有望为该问题提供突破口。80年代，写作计划是近乎唯一能够让两岸三地作家共处对话的平台[51]；而两岸文坛对于效仿西方持共同谨慎态度：茹志鹃在日记中认可台湾作家陈映真的文学创作理念，要“以人作为中心和焦点”，不能靠着作家的“‘才思’和灵感”[48]——那是西方新批评、早期创意写作所重视的语言符号的排布；她更反对电影《锡鼓》让人不适的艺术手法，表示“文学艺术的目的绝不是让人发疯，以疯狂来对付疯狂”[49]。王安忆亦对西方主流的“主义对主义，思想对思想”的文学论争保持距离[50]。两岸对中国文学主体性之关切，以及两岸文坛对话之难得，使得“抱团”不仅是生存策略，更成为共同探究中国文学创新之未来的必要途径。
况且，即便中国文坛与美国文坛乃至于写作计划都在探讨文化文学创新的问题，当中的落脚点也不尽相同。后者的创新是反叛式的，包括美国青年“拒绝一切已成型的文学、术语、传统”[52]，“垮掉的一派”主张自然主义，反对资产阶级文化所推崇的学院派艺术、精致文学表达商业性创作[53]；写作计划则看重文学表达的创新性，为诸如《锡鼓》电影版等较前卫的文艺作品提供展示舞台。相反，中国的创新则没有这种代际冲突，80年代解放的兴奋感是属于所有人的，不分老少、学历或身份[54]。中国文化文学创新的讨论建基于全社会，免受于代际冲突这一层障碍，不同年龄、不同资历的中国作家在写作计划相聚，隔阂极小，自然也更倾向于“抱团”展开讨论。
或许这也是为何安格尔在“中国周末”感慨“与西方字斟句酌、引经据典的文学研讨会不同，这些中国作家太‘文质彬彬’了，‘或许这就是亚洲集团式的艺术家和西方个人无政府式艺术家之间深奥的文化差别’”[55]。安格尔的困惑，恰恰点出了“抱团”的独特价值——得益于聂华苓所编织的华人网络，中国作家得以在异乡聚首谈论中国文学，而毋需在对话规则由他人制定的国际平台上力争发声。
结语
综上所述，中国作家在写作计划中的“抱团”现象，其动因体现在两个层面：其一，写作计划身处冷战格局，其语言壁垒、翻译筛选与政治观察三重结构性困境，使“抱团”成为一种防御性策略；其二，正是在这一空间中，两岸三地作家得以难得地共处对话，共同探讨1980年代中国文学的核心命题——在大陆改革开放、西方文学创作与批评理论影响力增大的背景下，中国文学应如何保持其主体性。这种“抱团”并非无可奈何的退缩，而是在有限空间中，中国作家共同做出的主动选择。
需要指出的是，“抱团”的意义并不局限于中国文学内部的对话——它同时也是中国作家感知美国文化、拓展国际视野的重要契机。对于青年作家王安忆而言，美国之行是她创作生涯的一个突破口，她冲破被美国文坛拒绝、“被‘世界’吞没”的写作危机，不再局限于个人经验，而是开始用“世界眼光”进行反思性的写作[56]。在《母女同游美利坚》中也可见母女国际视野逐渐开阔，比如从一开始对于海外作家的言行只是作较平淡的旁述[57]，或是对如西德女作家的失态行为嗤之以鼻[58]；直到芝加哥之行为转折点，在亲身体会美国青年的迷茫、非裔族群的弱势地位以后，母女开始关注美国社会中的个体，回到写作计划以后也似乎更加愿意了解各国作家的经历，包括王安忆“本来并没有什么兴趣”的加纳作家[59]，茹志鹃原本认为过于激进，但“了解了她的国家的情况与妇女的地位，就感到并不奇怪了”的撒哈女士[60]。了解个体经历，本身就是在回应中国文坛如何平衡现实主义与现代主义的话题。尽管直到离开之际，母女与其他国家作家的感情似乎并不深——王安忆写道“寻找着自己喜欢的人合影”[61]，但她在外国人中只找了写作计划的工作人员——但在冷战时代、对方阵营常被妖魔化的政治宣传背景下，在母女俩首次访美的陌生经验中，她们依然能对美国工作人员作出友善判断，这本身就是重要的突破。
“抱团”是中国作家的选择，而这并非对写作计划缺陷的消极补足——写作计划自身亦有值得肯定的突破。在这里，安格尔得以实践其早期对写作教育反对个人主义与精英教学的态度，鼓励作者书写政治背景下的个人经验，实现文学“公民教育功能”[62]；聂华苓反对文学用作政治宣传工具，而写作计划所推崇的既有别于聂华苓离开台湾前所抵制的反共文学[63]，又不同于工作坊以“纯文学”作为冷战背景下资本主义阵营彰显文化自由性的政治工具。写作计划“国际化”愿景的践行，也不仅在于为政治“互补”的作家提供如共享厨房卫浴、周末派对、文学研讨会等不可避免的文化交流场域[64]，更为在本国受政治迫害的作家提供作品出版或上演的机会[65]，甚至是提供暂时的庇护所[66]——要促进国际对话，先要保护国际声音。
写作计划以制度改革回应了它所身处的时代，而其所提供的平台却无法提供中国作家所需的答案。然而，中国作家却以“抱团”， 在聂华苓的客厅里、在华人作家的内部聚会中、在对彼此作品的讨论中，进行了对中国文学未来的集体思考。这份思考，连同他们在美国的所见所感，一同被带回中国，成为1980年代中国文学“走出去”历程中一份独特的思想资源。
Sinchi Tang is an undergraduate student at Tsinghua University studying English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Sin Chi can be reached at dengsz23@mails.tsinghua.edu.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