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 YILE researches Liang Qichao’s 1919 writings on US-Mexico relations to explore how early Republican intellectuals navigated the profound contradictions between nationalism and cosmopolitanism.
摘要：本文以梁启超1919年旅欧期间在《欧游心影录》中关于“美墨交恶”与国际联盟的论述为切入点，探讨民初知识分子在面临新的全球文化空间时，如何通过跨国政治想象构建对民族主义与世界主义的新认知。研究发现，梁启超在设想防止世界冲突的“国际军队”驻防地时，将“美洲之墨西哥一带”与“亚洲之南满”并列，展现出一种去主权化、带有深层殖民地理认知结构的地缘政治想象。这种认知失衡背后有着复杂的多重历史动因：首先，民初知识界普遍将墨西哥革命视作反思本国政体与国体问题的“镜像”，对墨西哥的关注深嵌于中国自身的现代性焦虑之中，一定程度上遮蔽了其真实的地缘困境；其二，威尔逊主义在民初的广泛传播与被神话，使得美国在美墨边境冲突中获得了不对称的话语合法性；第三，中墨两国在面临地缘危机时选择了不同的外交策略（如墨西哥对日、德力量的借重），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梁启超对其实际政治行动的判断；最后，社会进化论的烙印与人种等级观念，导致拉美地区难以被真正纳入梁启超所追求的“公理”与世界主义的道德版图。以上因素使得梁启超在讨论美墨边境问题时出现了些许的失衡，这体现了其尝试调和普遍现代性与特定民族空间时面对的深刻矛盾。通过对梁启超民族观念的再解读，本文希望为当下平衡国际主义与民族主义的历史诉求提供新的视角。
关键词：梁启超；民族主义；墨西哥革命；美墨问题
一．引言：关于“美墨交恶”
民国七年（1918）十二月二十三日，梁启超与同行六人乘坐“横滨丸”前往巴黎，据梁启超描述，此次出行的目的一是求得学问，二是为中国的冤屈向世界申诉申诉。经过一年在欧洲的游历与考证，1919年冬天，梁启超在巴黎郊区的白鲁威写下了《欧游心影录》的手稿，部分时事材料是同行蒋百里、张君劢等人收集而来，将对巴黎和会、国际联盟的评说以及参观考察、会晤拜访的体会都记录在了这本旅行笔记里。因此，这既是研究一战结束后国际政治景观的珍贵史料，也是承载了梁启超其人在1920年代左右关于国际政治思想的重要文本。
在第七章《国际联盟评论》中，梁启超详细论及了自己对国际联盟成立以及规约的心得，涉及参与国际联盟的四十五个国家时，梁启超特意提及了确认拒绝加入国联的墨西哥：
“此外还有很奇怪的一件事，就是被邀请各国里头没有了墨西哥，我们百思不得其解。报纸上有人说因为美墨交恶，美国人排斥他。果然如此，美国也太示人以不广了。墨西哥既已向隅，后来他的总统在国会演说（去年九月），宣言 ‘对国际联盟机关之组织及运用，非到各人种完全平等时，墨国不愿加入。’又说 ‘盟约中明认门罗主义，侵害墨国主权，墨国不能承认’等语。有人说这些话都是日本人在背后牵线，我不敢说一定是对的。”
这里的“国会演说”指时任墨西哥总统的卡兰萨于1918年9月1日致墨西哥国会的报告，根据当时美国驻墨西哥大使弗莱彻的电报转述，卡兰萨代表政府宣布在欧战之中继续保持中立，以为人民谋得福祉为核心工作。此次报告中还涉及了众多针对美国引发美墨边境冲突的指控。因此，中立的对外方针使得墨西哥拒绝了参与美国主要推进的国际联盟工作。
梁启超接着针对阻止新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提出了自己的看法，结合两次海牙保和会的失败教训，梁启超认为要着力解决限制军备的问题，其中核心举措之一在于建立国际军队：
“凡全世界最容易惹起纷争之处，便驻兵防守。例如欧洲之莱因河两岸咧，波兰旧壤咧，巴尔干中心要点咧，亚洲之南满咧，西伯利亚咧，土耳其斯坦咧，美洲之墨西哥一带咧，都由联盟机关派重大的陆军驻防。”
梁启超将“亚洲之南满”与“美洲之墨西哥”一带视作全世界最容易惹起纷争之处，并支持联盟海军巡视“旅顺口胶州湾”等世界重要港口。笔者对此般用语上的暧昧性产生了疑问，在巴黎和会期间希望中国付诸“民族自决”的梁启超，为什么认为国际军队应该驻扎在近代受殖民体系牵连的民族国家的领土范围之内？
在1907年《日俄密约》中正式确立的“南、北满”概念，并非实体存在的行政区划，而是日俄两国在中国东北争夺势力范围的产物，“南满”的冲突显示了清末政府无力夺回领土权利的殖民困境。正如“南满”隐含的去主权化的逻辑，“墨西哥一带”也是在无意之中去国家化，把殖民地空间统一纳入了治理对象的范畴。无论南满或墨西哥，在“民族自决”的原则之下，均应拥有独立主权诉求的主体，而非理所当然地被设想为国际军队的驻扎地。这种军事防火线的想象，是否重申了欧战期间帝国主义的全球秩序规范和地理认知结构？这是否说明梁启超在潜意识里相信着某种公理层面的地缘边界，而对本国的主权困境和世界范围内非欧美殖民地国家在资本主义世界博弈体系里的共同处境认知模糊？
1899年，梁启超在《论中国与欧洲国体异同》一文里写到：“今日地球缩小，我中国与天下万邦为比邻，数千年之统一，俄变为并立矣。”从中见得，出于对地理空间和人类社会认知的转变，中国在十九世纪末与二十世纪初期如何撞入了世界性的问题，又如何必须在全球性的视角下，重新塑造自身对历史、文化与社会命题的观念。如卡尔·瑞贝卡的研究，全球结构随着一系列殖民化、帝国主义化事件显露在中国知识分子的面前，全球时空秩序中的现代性被系统地引入，“每一个在世界上发生、被认作是‘民族主义的’或‘反殖民的’、因此吸纳进中国对自身情况概念化的相继斗争，都服务于将‘民族’规格化和确认为一个队中国和世界来说固定和必要的所指。”当我们讨论“民族主义”与“世界主义”等语词在梁启超等知识分子文本里的指称时，历史的共时性要求我们纳入非欧美殖民地国家在内的国际性事件对其或隐或现的影响。
因此，本文将视线聚焦于墨西哥革命同步进行的1910年代至1920年代，以梁启超对美墨边境问题的认识为中心，讨论民初知识分子对跨国政治的地缘想象，即梁启超透过美国与墨西哥，看见并想象了一个怎样的世界，这种想象又如何参与了他对民族主义与世界问题的阐释。通过跨国的转译与对话，笔者希望对梁启超在《欧游心影录》里用词的“不对称性”做出初步的解释，并为当下拉美地区的地缘关系提供参考。
二. 遥远的镜像：民初视域下的美墨政治景观
出于墨西哥1910年革命与辛亥革命在时间上的相似性，墨西哥革命的局势曾一度成为知识分子进行跨国比较的热点。然而，“墨西哥的教训”有时都投射了过多本国现代性的焦虑，墨西哥问题是否在学理上具有真正的说服力也逐渐变得无关紧要。
《东方杂志》是这一阶段跟踪墨西哥革命局势的重要刊物之一，受到20世纪初期对于华盛顿作为贤人政治符号崇拜的影响，《东方杂志》对于墨西哥革命中的迪亚斯与马德罗形象的认知，同样可以体现这种政治理想投射的身影。因此，当迪亚斯与马德罗相继因为革命失败而身亡，一方面会致使墨西哥革命的形象在民初知识分子话语里“失势”，一方面又会使率先承认中华民国政府的威尔逊承担期待的转移。
另一边，《申报》是中国普通读者得以见证墨西哥革命局势的重要渠道。《申报》以新闻短讯的形式居多，以呈现较为直观的革命形势。但当涉及墨西哥与美国的边境冲突时，《申报》的内容是否呈现出立场上的不偏不倚，却值得进一步探讨。如1910年11月《申报》所载《墨西哥革命风潮续闻》中，美国是以保护边界中立的形象出现的。1914年4月，《申报》刊载公电《美墨交恶记》，这或许也是梁启超使用的“美墨交恶”一词最初参照的语境。现摘录原文如下：
“墨西哥党人以奸许之谋，置前任总统玛特洛将军于死地，美政府大不直之……独美国威尔逊总统以其有背共和原理，不加承认，美墨交恶于是乎始。”
从以上两则时事新闻性质的报道可以看出，美墨在1910年代并不具备对等的话语权力。对于《申报》在美墨边境问题上的立场倾斜，威尔逊政府此时显然拥有胜于墨西哥革命的道德资本。这些都事关民初威尔逊主义的广泛传播。
1913年3月，威尔逊发表声明，宣布美国政府不支持美国银行团参加对华贷款银行团，继而在一个月之后承认民国政府，这些使得威尔逊赢得了中国知识界的巨大声望。如《东方杂志》刊载《我为何而赞成威尔逊乎》一文言“我所以赞成威尔逊者，以威氏为我国伟人……凡我国民夙昔所梦想之宏业，将于威氏得之。”
在这其中，研究系的政治家林长民、汪大燮，以及其中心人物梁启超都是宣传威尔逊主义最出力之人，《庸言》载梁启超《美国大总统威尔逊之仗义》一文曾美言“美总统威尔逊君复仗义执言拒绝资本团之要请”。一战后期，通过美国官方宣传（如美国公共情报委员会及驻华公使芮恩施设立的通讯社）和中国知识精英的合力，威尔逊与威尔逊主义成为了一种救世神话，最终成为引发五四运动的重要思想源动力，而梁启超出于研究系的政治考量对威尔逊主义的大力推介又在其中掌握了较大的学术话语权。
因此，无论是民国初期知识界整体上对美墨政治形象的符号化和景观化，还是梁启超本人引用并声援威尔逊的意图，都会使墨西哥在美墨边境冲突上失去合法性。而梁启超在欧游期间，同行学生并没有人可以熟练地阅读西班牙语，这或许也始终将梁启超屏蔽在了墨西哥本民族的历史叙事视角之外。
三. 错位的世界：梁启超文本里的美墨叙事
墨西哥革命开始于波菲里奥·迪亚斯成为接班人，历经马德罗当选与遇害、韦尔塔政变，至1915年卡兰萨掌权、1917年制宪才暂趋稳定，梁启超欧游时正值卡兰萨执政。。然而，梁启超文本里的美墨叙事并非对客观现实的再现，而是多重认知叠合形成的“错位”图景。
面对爆发初期的墨西哥革命，梁启超延续了在人种问题上颇具达尔文主义的论调。《新中国建设问题》一文中，梁启超将连任的迪亚斯视作名为共和、实则是君主专制的代表，认为若国内奉行君主专制的政体，将重蹈墨西哥革命之动乱。进一步来说，相比民主共和，虚君共和制更适合中国的政局，即保留强有力的中央政府，无法完全效仿北美之民主体制的原因之一在于民智未启。同样的情况适用于拉丁美洲诸国：
“彼中美、南美诸国，革命惨剧，几于无岁无之，此稍治国闻者所能知也……谓拉丁民族程度劣下，不能运用宪政，斯固然矣。”
墨西哥在文本中呈现出两种形象特质：其一，和迪亚斯一同指称君主专制的痼疾；其二，代表了拉丁美洲在民族上的低劣性。早在写作于1902年的《新史学》一文中，梁启超便将人种区分为“有历史的”人种和“非历史的”人种，其中黄种人和白种人是有历史的人种，墨西哥所属南美洲的原居民归属在梁启超认为的黄白之外“非历史的”人种里。因此，梁启超实际是通过人种问题，将中国被殖民的命运“转嫁”到了其他有色人种中，并重新构建中国作为黄种人的历史地位。
梁启超对达尔文主义和进化论的接受是伴随着报刊生涯开始的。面对1895年的政治挫败和康有为所塑造的幻景的破灭，梁启超着手开始了创办《时务报》，发布于《时务报》第一期的《变法通议》序言，其中对“唯科学主义”的推崇，可以说是自觉地回应了严复在自然法则上的工作。根据坂元弘子的研究，《变法通议》在梁启超流亡日本之后，仍有一部分继续刊载于《清议报》上，身在日本的梁启超的人种观同样参考了当时日本的书籍和刊物。如梁启超曾关注过的高山樗牛所作《世界文明史》，其中热衷于讲述“黄白”之间的“人种竞争”；内村鉴三所作《兴国史谈》，如梁启超一样将雅利安人视作“世界的主人公”，此书恰逢梁启超赴日时在《东京独立杂志》上连载。
人种观并不是梁启超唯一从日本转译来的话语。1898年，梁启超陪同康有为拜访了当时日本“大亚洲主义”理论的代表近卫笃麿，近卫提出了“东洋是东洋人的东洋”。1898年12月《清议报》第一期就刊发了日本东亚同文会会员所写《与清国有志诸君子书》，此文写到“东洋者世界之东洋也”。门罗主义“美洲是美洲人之美洲”的句式，通过将“东洋”替换为主体的方式在旅日的中国知识分子中流行开来。
梁启超在日本初次遭遇了门罗主义，而对其认知的加深则需延伸至1903年梁启超应美洲保皇会之邀游历美洲的经历。1903年梁启超到达纽约，并在接下来半年的时间游历了北美洲各都市及华人聚集地。这次经历记录在发表于1904年的《新大陆游记》中，梁启超更新了自己对门罗主义的看法：
“及其变形，则所谓 ‘亚美利加者，美国人之亚美利加’矣。而孰知变本加厉，日甚一日，自今以往，骎骎乎有 ‘世界者，美国人之世界’ 之意。”
可以说，梁启超在相当早的时期即认识到了门罗主义在美洲地区、继而在全世界扩张的潜在可能。面对一战结束后和会外交失败，林长民也曾批判过日本挪用门罗主义、并将其移植如亚洲的侵略意图。墨西哥与南美洲面对美国的门罗主义，正如中国面对日本的门罗主义，而南美洲因此承受的边境争端，或许出自于与美国政治立场的考量，似乎被转移向了组建世界之大联盟的可能性上。
模糊化的门罗主义边界伴随着同时被高度符号化的墨西哥“内乱”。写于1913年的《政治上之对抗力》一文中，梁启超认为中美、南美诸国年复一年的革命是由于未在权力机构上形成足够强的对抗力量。此外，梁公坚持了前述观点，墨西哥在迪亚斯统治时期，国体是共和、而政体实则为专制”，因此，民国也不能僵化地效仿北美诸国的政体。同样的论断见于写于1915年的《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中，梁启超首先解读了“国体”与“政体”的差异：
“今之论者则曰：与其共和而专制，孰若君主而立宪。夫立宪与非立宪，则政体之名词也。共和与非共和，则国体之名词也。”
这里的“论者”直指意图复辟君主制的筹安会人士。1915年8月14日，筹安会在筹建宣言上援引墨西哥作为战祸的反例，以表达中国应采取君主国体的主张。筹安会发起后不久，梁启超即写下《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以表示对筹安会帝制运动的反对。除开社会进化论的影响下对拉美民族的不信任，梁启超对墨西哥革命的关注始终牢牢内嵌于中国国内在国体与政体、君主与共和争论的内部，即使1915年墨西哥已历经四任领导人的更迭。墨西哥处在南美洲“门户”区位上的被殖民困境，墨西哥民族起义对于中国抵抗日本亚洲门罗主义的借鉴意义，应该说，并未成为梁启超真正关心的话题，这或许也能解释为何梁启超毫不犹豫地将“美洲之墨西哥一带”划归到世界范围内应当承受国际军队驻扎的纷争之处。
四．民族主义与跨国政治的地缘想象
萨义德在《东方学》里提到，地域的边界尽管表面上客观存在，实际几乎完全出自虚构，它以一种可以想见的方式与社会的、民族的和文化的边界相对应，我们无需在基因上确认“我们的领地”与“野蛮人的领地”，只需我们在头脑中相信这一区分就足够。
边境在哪里？美墨边境自1848年美墨战争之后的漫长历史，清晰地呈现了一条地图上的抽象线条如何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剧烈震荡中成为了触目惊心、严格管控的国家边界。这条从格兰德河西岸延伸至太平洋的地理分界线，其实际意义不断随着资本主义语境的变化而变化，最终逐渐成为墨西哥人与美国人的分野。边界物理形态的演变体现着其中民族国家权力的博弈，当墨西哥人对美国领土扩张的焦虑与美国人对边境叛乱的恐惧交织在一起时，民族的界限再一次情绪地浮现出来。民族国家的眼光驱使我们寻找地图上的边界，边界又反过来促成了新的民族主义。
站在边界线另一端的美国如同一个政治的幽灵。1911年马德罗当选总统后，大胆提出“纠正一些外国投资者所享受的不合法待遇”，这时，外交使节团在威尔逊的领导下，以美国大使馆为总部，纠集其各国外交官和马德罗的政敌来干预其统治，马德罗和副总统在锒铛入狱不久后便被暗杀了。
这命运般的重演了民国政府被卷入世界资本主义经济结构里、并在恢复主权的努力中失败的境遇。但出于亚洲和拉丁美洲在边境区位上面对的压力的差异，墨西哥寻找到的外交资源与中国截然相对。1918年卡兰萨的国会演说中，特意提到了接待日本公派大使大鸟富士太郎的事宜。大正六年底至大正九年，大鸟富士太郎全权担任日本驻墨西哥公使，并向日本国内传递墨西哥国会报告等时政信息。日本与墨西哥的友好关系始于19世纪末，1899年日本曾与墨西哥缔结了通商航海条约。大鸟富士太郎的父亲大鸟圭介在甲午战争前夕曾任驻清公使和驻朝鲜公使，梁启超在《日本并吞朝鲜记》（1910）一文中曾谈及大鸟圭介如何作为吞并朝鲜之战争导火索的制造者发挥作用。这篇文章中，如同解读拉丁美洲的内乱困局，梁启超用进化论的语调指责了朝鲜人的某种“民族天性”，即“韩人之不自立而惟人是赖，其天性也”。
另一边，德国外相于1917年写给墨西哥公使的秘密电报，即齐默尔曼电报，承诺将要帮助墨西哥收复现在归属于美国的德州、亚利桑那和新墨西哥三州，这成为了美国最终决定加入一战的直接原因之一。通过上述信息，我们可以得知墨西哥与中国在民族国家的历史位置与外交策略上的差异，这影响了梁启超对墨西哥立场的判断，如其在《欧游心影录》中将墨西哥拒绝加入国联的政治行动视作德国和日本干涉的结果。就此，根据上述梁启超对于墨西哥和美国问题的认知，在这样一个包含了美洲、亚洲与欧洲的全球性时刻，梁启超选择了怎样的行动主义与世界视角？
清末士人对于人类社会认知，其思考对象经历了从“天下”到“世界”的转变，“世界”概念作为新兴的名词，包含着即将进入二十世纪的政治和文化经验，它逐渐取代了“朝贡体系”为基本框架的“天下”观。或者说，这是在共时性与差异化的空间之中，重新发现中国在世界上的位置，并找到自己的全球性身份的过程。而梁启超始终是这批知识分子中最独特的一个，因为他在人生的不同阶段真实地踏入了异质的文化空间，并不断修正着自己对“民族主义”和“世界主义”以及相关概念的构想。正如唐小兵所说，民族主义本质上是一种由领土想象构建的话语体系，当民族的边界被暴力性的打破，民族主义势必面对着进化与变革，陷入新的矛盾与困境，而梁启超的现代性思想是在一种新的“全球空间”意识下形成的，他试图通过重新书写历史来为中国在现代世界中寻找位置，从而构建出一种民族主义的话语。
民族主义与普世性的世界主义一直处于颇具张力的关系中。流亡日本的梁启超见证日益急迫的亡国危机时，从世界主义的理想走回了国家主义；1919年游欧之后，见证民族国家膨胀在欧洲引发的战争灾难，梁启超又从国家主义走回了超国家的政治理想。国家主义是“死而未僵”之物，把国家当作人类最高团体无法满足当下蒸蒸日上的社会的进步性，中国要借助自身文明中“全人类大团体”的理想，以中国的文明补救西方文明的缺陷。因此，梁启超最终的历史观走向了一种总体性的人类文化空间，它消灭了国家主义封闭的话语，也打破了任何森严的地缘边界。
对于一个自身从未真正经验过的非欧美国家殖民空间，基本上，梁启超依旧是继承了“三代之制”对“天下之公理”的向往，国家之制发端于人民的道德自治能力，从“群”到共同体的演进不以政治上的身份为边界，而是以道德上的优先性为核心，由此，社会的自治和国家的建设基于一种作为道德存在的人的观念，世界更是一个以人及其功利关系为中心的道德系统，在经历过欧战的文化震撼之后，这种理想接着转化为自觉的思想实践。梁启超精确地表达了自己借由道德伦理调和民族与世界的思路：
“想自己的人格向上，唯一的方法，是要社会的人格向上。然而社会的人格，本是从各个‘自己’化合而成。想社会的人格向上，唯一的方法，又是要自己的人格向上，这就是意力和环境提携便成进化的道理。明白这个道理，那么所谓个人主义、社会主义、国家主义、世界主义种种矛盾，都可以调和过来了。”
梁启超在调和民族主义和世界主义间做出的努力契合了德治的终极理想，民族国家对垒的边界出于一种道德主义的平衡，或许已经渐渐消弭在了梁启超构想的世界地图里，这使得他将视线投射向美洲大陆时，下意识地做出了“美洲之墨西哥一带”的判断。然而，梁启超从未真正摆脱进化论的眼光，这让国民素质与政治形态“逊于”美国的墨西哥民族和有色人种，似乎难以达到梁启超在世界主义理想里追求的“公理”的门槛。从墨西哥的例子，我们能看到民初知识分子在调和普遍现代性与特定民族空间的尝试中的些许失灵。
五．余论
对于梁启超在《欧游心影录》里使用的“美洲之墨西哥一带”，以及梁启超对墨西哥革命的认知，笔者做出如下解释：其一，民初报刊的报道视角与政治语境使威尔逊主义具备了某种合法性，直至梁启超赴欧游，都没有机会接触较为全面的出自墨西哥本民族的叙事文本；其二，源自摆脱殖民压迫的民族国家的场域差异，墨西哥与中国选择了不同的外交策略，某种程度上影响了梁启超等知识分子对墨西哥政治行动的判断；其三，对墨西哥革命的理解始终内嵌于民初关于国体与政体的讨论中，墨西哥的政治动乱成为了投射革命恐惧的阴霾，使得墨西哥处在拉丁美洲门户之上面对的来自美国的压力被部分遮盖了；其四，社会达尔文主义的烙印使其无意间默认了墨西哥一带的地缘属性，墨西哥以及拉丁美洲的诸多国家无法承载梁启超在世界主义理想里追求的道德主义。
上述多重因素的交织，折射出民初知识分子在构想世界秩序时所依赖的隐含前提：世界并非由完全对等的民族国家组成。墨西哥问题因此成为了重要的观察点，它既不属于梁启超亲身体验过的欧美世界，也不完全等同于中国的半殖民处境，它不仅能暴露出民初学人思想的历史局限，也为我们在当下平衡国际主义与民族主义的历史诉求提供了新的视角。梁启超的认知错位提醒我们，被压迫者的历史经历并不必然、也绝非自动地带来对其他被压迫者的平等视角。在当下“全球南方”的连带叙事中，我们亦需要反躬自省：在我们当下对宏大世界的想象中，是否依然潜藏着某种失衡？是否存在着另一个被符号化的、被忽视了真实主体诉求的“墨西哥”？民族主义与世界主义的摇摆，现代世界时空秩序的重新定位，从梁启超等民初知识分子身上，我们需要继承并唤醒新的话语和想象。
MA YILE is an undergraduate student at Tsinghua University studying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Yile can be reached at ma2088209021@163.com.
参考资料
- 专著
[1] 丁文江, 赵丰田, 编. 梁启超年谱长编[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3.
[2] 梁启超. 欧游心影录[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4.
[3] 梁启超. 梁启超全集: 第1册[M]. 北京: 北京出版社, 1999
[4] 梁启超. 梁启超全集[M]. 汤志钧, 汤仁泽, 编.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8.
[5]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 社会变革比较研究——近代中国社会变革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C].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1992.
[6]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史资料》编译室. 五四爱国运动(上)[M]. 北京: 知识产权出版社, 2013
[7] 汪晖. 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M].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8.3
[8] [美] 瑞贝卡. 世界大舞台: 十九、二十世纪之交中国的民族主义[M]. 高瑾, 等译.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8.10
[9] [英] 莱斯利·贝瑟尔, 主编. 剑桥拉丁美洲史: 第5卷[M]. 中国社会科学院拉丁美洲研究所, 译.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1992
[10] [美] 孔华润. 美国对中国的反应——中美关系的历史剖析[M]. 张镜尔, 译. 上海: 复旦大学出版社, 1989
[11] [美] 爱德华·W. 萨义德. 东方学[M]. 王宇根, 译.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9
[12] [美] 浦嘉珉. 中国与达尔文[M]. 钟永强, 译. 南京: 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8.
[13] 坂元ひろ子. 中国民族主義の神話: 人種・身体・ジェンダー[M]. 東京: 岩波書店, 2004.
[14] Tang, Xiaobing. Global Space and the Nationalist Discourse of Modernity.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6.
[15] St. John, Rachel. Line in the Sand: A History of the Western U.S.-Mexico Border.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1.
- 期刊文章
[1] 张佛泉. 梁启超国家观念之形成[J]. 政治学报(台湾), 1971.
[2] 宋雪. 还原现场: 异域旅行与《欧游心影录》的写作[J]. 汉语言文学研究, 2013,4(01)
[3] 张华腾, 张嘉玮. 他山之石: 民初中国政坛对墨西哥革命的引鉴[J]. 安徽史学, 2025,(04)
[4] 安梁. 中国知识界对墨西哥革命(1910—1929)的关注——以《东方杂志》为中心的探讨[C]// 北京大学历史学系. 第九届北京大学史学论坛论文集. 天津: 南开大学, 2013.
[5] 王文仙. 从《申报》解读墨西哥政治发展进程(1910—1940)[J]. 甘肃社会科学, 2016(6).
[6] 马建标. 塑造救世主: “一战”后期“威尔逊主义”在中国的传播[J]. 学术月刊, 2017, 49(6).
[7] 姚永超.“南、北满”政治区域的演化过程研究——港口经济圈的视角(1905—1935)[J].社会科学辑刊,2009,(03)
[8] 章永乐. 作为“门罗主义”研究先驱的梁启超[J]. 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3, 60(5).
[9] 罗志田. 天下与世界: 清末士人关于人类社会认知的转变——侧重梁启超的观念[J]. 中国社会科学, 2007(5).
[10] 佚名. 墨西哥革命风潮续闻[N]. 申报, 1910-11.第13579期
[11] 佚名. 美墨交恶记[N]. 申报, 1914-04.第14797期
[12] 敖孟雅各, 朱景宽. 我何为而赞成威尔逊乎[J]. 东方杂志, 1913, 9(7)
[13] 胡适. 纪念“五四”[J]. 独立评论, (149).
[14] 梁启超. 美国大总统威尔逊之仗义[J]. 庸言, 1913, 1(10).
[15] 附录筹安会宣言书[N]. 新闻报, 1915-08-18(3).
- 部分网页及数据库资料
[1] U.S. Department of State. “Document 591: Extracts from the Message of President Venustiano Carranza to the Mexican Congress.” Papers Relating to the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18. https://history.state.gov/historicaldocuments/frus1918/d591.
[2] “1918 Segundo Informe de Venustiano Carranza: Fragmento sobre los principios de política internacional.” Memoria Política de México. https://www.memoriapoliticademexico.org/Textos/6Revolucion/1918-VC-C.html.
[3] Zimmermann Telegram, 1917. Decimal File, 1910-1929, 862.20212/82A and 862.20212/69. General Records of the Department of State, Record Group 59. National Archives. https://www.archives.gov/milestone-documents/zimmermann-telegram.
[4] (2)特命全権公使大鳥冨士太郎 自大正六年六月[A]. Ref.B16080165200. 各国駐箚帝国公使任免雑件/墨国之部 第二巻(6.1.5.8-16_002). 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 外務省外交史料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