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U JUNFENG explores the shifting narrative strategies of Arthur Henderson Smith, tracing how the Boxer Uprising reshaped his historical writing from a missionary-centered critique of Chinese society to a reflective examination of Sino-Western conflict and Western responsibility within a “center–periphery” framework.

摘要：庚子事变作为晚清中外关系与宗教传播史上的关键节点，不仅深刻改变了中国社会的政治与文化格局，也对在华基督教传教士群体的文化定位与历史书写产生了决定性影响。在“边缘—中心”的宗教史分析视角下，庚子事变前后明恩溥的历史书写发生了内在转变。明氏早期通过《中国人的性情》等著作，立足长期乡村经验，以传教士视角对中国社会进行符号化、类型化的分析，试图在文化边缘位置中完成对中国的理解与改造。然而，庚子事变的暴力排斥使这种脆弱的边缘融入状态彻底崩解，传教士群体被再度推向“边缘的边缘”。在这一背景下，《动乱中的中国》呈现出显著不同于早期著作的书写形态：通过对叙事重心转移与史论角度更新的考察，明恩溥从以基督教改造中国人缺陷为中心的解释性书写，转向对中西关系结构性冲突与西方责任的反思。明恩溥中期历史书写的转变并非立场的简单翻转，而是一种在再边缘化处境中完成的“坠落与回归”，是庚子事变后晚清时局中传教士和基督教文化积极寻求新文化定位的有利典范。

关键词：边缘—中心；《动乱中的中国》；明恩溥；庚子事变；历史书写

一、引言：义和团运动与再边缘化的传教士群体

在中国宗教史研究中，部分学者已从“中心—边缘”的视角考察不同宗教与中国思想文化体系之间的互动关系。特殊地，相对于作为“中心”的中华思想文化传统，基督教作为外来宗教长期处于文化“边缘”。晚明以来，传教士通过文化适应与知识传播等方式，试图融入主流文化秩序，例如以“利玛窦模式”为代表的文化调适策略，以及医疗、教育与传教相结合的实践活动，使基督教在一定程度上进入中国社会的“中心边缘”。

自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新教传教士大规模入华以来，传教士群体不断在教案风波中寻求缓和冲突、稳定传教活动的方式。为减少外来宗教身份及帝国主义背景所引发的矛盾，新教教会一方面通过制度约束基层教士与教徒身份，另一方面尝试以较为温和的方式融入中国社会。例如，新教方面曾在《中国教会新报》上刊文，强调要防范“紊乱教规之人”利用教会，或“籍隶于教为非作歹”。

天津教案的冲击进一步引发了各方反思。虽然1871年清廷制定的章程因过度强调官府对教会的监管而被各国公使拒绝，但清政府此后逐渐重视迅速、公平地处理教案，以控制地方纠纷。教会内部也通过约束教徒行为与推行善举来改善社会观感。例如，1871年福州美以美会教士译有例文一本，要求入教者了解教徒应遵守的规矩，强调教徒“理宜服国家官长，教士传道者尤宜如是，自己和平端正，教人尊敬官长，顺守国法”。

与此同时，医疗与新式教育也逐渐成为重要的传教策略。传教士通过医疗技术与实用知识进入社会，以展示其善意并扩大影响。1889年全国已有医院61所、诊所44所，共接诊病人348439名。医疗事业不仅面向普通民众，也成为传教方接近政治精英的途径。例如，李鸿章妻子患病并接受传教士医疗帮助的事迹就在当时广为流传。此外，传教士亦通过著书出版阐明基督教的合法性，在各类场合为教会辩护。

但这种相对缓和的局面并未持续。十九世纪末，中外关系再度紧张，山东“巨野教案”后冲突迅速加剧，并最终酿成庚子事变。无论以“秘密宗教说”还是“民团说”解释义和团运动，都无法否认义和团进入北京后对传教士与中国基督徒的大规模追捕与杀害。在这一过程中，身处北京东交民巷使馆区的传教士群体经历了强烈的震惊、恐惧与愤怒。

如此暴力事件迫使传教士重新思考基督教在中国社会中的位置。此前试图通过制度约束、社会服务与文化传播逐步融入中国社会的努力，在庚子事变中遭到严重挫折，传教士们不可避免地在刚刚貌似进入中华文化中心的幻景中被再边缘化。这样的冲击也深刻影响了传教士的历史书写，使其叙述方式逐渐转向更加激烈和悲观的表达。一种新的叙事方式亟待建立。

二、早期明恩溥：边缘的书写者

明恩溥（Arthur Henderson Smith）, 出生于康涅狄格州，1867年毕业于伯洛伊特学院。作为美国公理会来华传教士的早期代表，于1872年（同治十一年）受美国公理会派遣来华，初在天津,1877年到鲁西北赈灾传教,兼任上海《字林西报》通讯员，1926年返回美国。他在华生活54年，熟悉下层人民生活，热爱中国，是当时国际社会公认的“中国通”（China Hand）。此外，他亦是最早向美国总统老罗斯福建议退还中国庚子赔款的人之一。

在庚子事变发生的1901年之前，明恩溥已在中国生活并进行了长达三十年的传教活动。与其余著名的连续置身于精英阶层或游走于政治中心的例如李提摩太、丁韪良等传教士不同，明恩溥1880年即在山东恩县庞庄定居并建立传教点，因此他的历史经验更多发生在地方社会与乡村日常之中。也正是在这一长期、重复而琐碎的生活经验中，明恩溥逐渐形成了对中国社会的基本判断方式。这种判断方式并不依赖政治、报刊、精英阶层的宏大叙事，而是从相对纯粹的根植于中国乡村的日常行为、习惯与处事逻辑中出发，试图勾勒出的一种能够被明氏本人以及西方读者理解的“中国人性情”。《中国人的性情》（后简称《性情》）正是在这一经验基础上完成的文本。作为明恩溥最有影响力的早期作品，这本书与其说是一部系统的人类学论述，不如说它更像是基于明恩溥的特殊历史角色和定位的一系列被不断确认的判断集合。明恩溥在书中反复强调，他所描写的并非偶发事件，而是在长期生活中“一次又一次出现”的现象。同时，他并不急于解释这些现象的历史成因，而是更倾向于将其抽象为相对稳定的性情特征，通过类型化的方式加以呈现。

正是在这种书写策略下，中国人被拆解为若干可以被辨认、被归类的行为模式（characteristics）。然而，这种类型化书写并非中性的经验归纳。明恩溥在选择、排列和强调这些“性情特征”时，脱离了一个单纯的汉学学者的视角，始终带着明确的倾向。他反复关注那些在他看来具有内在矛盾的行为：一方面表现出极强的忍耐力与适应性，另一方面却在具体情境中不断展现出对规则的弹性理解；一方面强调道德教化的重要性，另一方面又在实际处事中频繁诉诸权宜与关系。明恩溥特地点出中国人性格的自相矛盾之处——且尤其多于任何世界上的其他民族，这种叙事倾向与明恩溥的传教士身份密不可分。作为传教士，他并非单纯记录中国社会，而是试图通过对性情的描写，引出一种关于“改变”的必要性。在《性情》中，中国人的问题并未被描述为单一缺陷，而是被呈现为一种难以通过自身儒家伦理体系加以调和的内在矛盾。在这一逻辑中，性情的复杂性本身，恰恰成为引入基督教的叙事前提。明恩溥将传教目的与书写本身结合起来，使得这一时期的写作呈现出浓厚的传教期望与氛围。

有趣的是，《性情》因其本身多为批判中国人的国民性缺陷，且语言中常常露出强烈的轻蔑之情，由此引发了不小的讨论风波，并迫使明恩溥多次修改并再版，形成了一种并不自觉的修正。明恩溥在修正的再版中一般不否认原先提出的性情判断，但他在具体描写中不断为这些判断补充条件、限定适用范围，甚至在无意间削弱了其普遍性。后期出版的新版本中，在性情被重新放回生活之中时，语言便不再显得那样绝对，而是呈现出明显的情境依赖性。这种差异并非源于立场的转变，明恩溥始终并未改变其作为传教士的书写立场，而更像是书写对象本身对作者产生的反作用。例如，在1890和1891版中修改不大，但到1894版明恩溥直接删去了“好吃”“好名利”二章，还增加了“知足常乐”一章，然而在1895年的版本中又增加回来。

这表明,明恩溥的立场在这一时期并未有太大转变，依然坚持着用基督教文化改造中国的传教认知。正是在这一紧张状态中，明恩溥的边缘处境逐渐显现出来。作为传教士，他始终需要通过性情书写来维持一种关于中国社会“需要被改变”的判断，但同时明恩溥又需要考虑中华文化对其书写的接受程度。过度的批评反而显现出一种种族主义的视角，招致士人和百姓的反感。这种种族主义也反映了明恩溥对中国的偏见认知，明恩溥在这一时期的传教活动并未使其对中国人产生太大的好感，也并未对中国人的出路提出任何传教以外的方案。但在庚子事变中，明恩溥的书写角度转变了。

三、《动乱中的中国》：中期明恩溥历史书写的转变

如果说《中国人的性情》体现的是明恩溥在长期在华生活中逐渐形成的一种张力性书写和自我审视——通过剖析中国人的性情和坚守基督教文化的立场理解中国的问题来确认自己在“文化边缘”所处的位置，那么《动乱中的中国》则标志着这种悬置在特定历史情境下的断裂。如前文所述，庚子事变作为基层不仅改变了明恩溥的现实处境，也深刻影响了其对中国社会的理解方式与书写策略，使其历史叙述呈现出明显不同于此前作品的立场与结构特征。

在庚子事变之前，明恩溥的身份显然是一位“在中国的传教士”，然而在这种脆弱的平衡被义和团的拳民们全面排斥之后，明恩溥必须重新确认自己的文化和价值立场。作为一系列日记和报刊发表的合集，《动乱中的中国》展现出的是鲜明的前后立场转变以及多角度的对现实的反思。作为事件的亲历、参与和书写者，明恩溥的写作目的不仅仅是简单的记录，更多的是同时作为一个记录者和研究者。全书的划分也确然呈现出一种混合式的格局。在总共三十八章中，前十章聚焦于明恩溥本人对义和团运动产生原因的解析，第十一至二十七章则通过梳理当时的报刊和日记，较为完整记录下从拳乱开始进入北京、公使和传教士被困到联军侵华前后的完整历史事件，最后二十八至三十八章则把重心放在对未来的展望上。三部分均与先前《性情》一书具有较大的立场差异，在第二部分，明恩溥有意使用“我们”来代替“我”作为日记的第一人称叙述代词，是一种有意识地将自我纳入其所代表的政治、文化群体，并书写一种具有普遍性的历史的叙事方式。在1900年初步发表在《展望》报中的文章里，明恩溥的文字透露出一种强烈的个人情绪，笔下直言不讳地毫不掩饰其对中国社会上下的蔑视和愤怒：“在他们务实和理智的外表之下,潜藏着休眠中的恶魔———最盲目的迷信,只需最轻微的触及,就可将他们变成 不自觉的疯人,无惧死亡、猛如野兽。这可怕的魔咒不仅常见于未受教育者中,也存在于文人学士与官僚阶层之间。”而在后来整理出版的成书中语言虽然已经克制许多，偏向一种中性的历史陈述，但不少初仍能见到明恩溥在庚子事变中对中国人的愤怒与蔑视：“尽管崇高的道德理论系统普遍流行,这次事件依然向人们展示了现代历史上前所未见的恶行、厚颜无耻的谎言、野蛮的残忍和庞大无比的傲慢等等。……面对着中国人这样的族群,不但无法修正自身必然带来的邪恶,而且没有任何向这方面努力的倾向。”

只是，与《性情》中多次删改再版却并不改变立场的书写方式不同。明恩溥在1900-1901教案严重、庚子事变爆发时对中国人的愤怒、蔑视和绝望在后来的最终整理版的《动乱中的中国》里得到了巨大的转变——由原先相对边缘的外部视角，逐步迁移到一种倾向于中国本位的视角。

最明显的一部分在于章节标题的修改与史论角度的更新。比如，1900年《展望》报上刊登的“为何中国人不喜欢外国人”一文在进入《动乱中的中国》后标题改为“商业入侵”，原本将关注点放在中国人对西方的排斥的西方中心主义的视角转而成为了西方在庚子事变前扮演的角色如何影响中国人。同样的转变亦可以在书中第一部分的“新教受阻”和“天主为祸”两章看到。明恩溥在这两章集中考察了新教和天主教的传教策略如何使中国人反感而发展受阻，“当然,新教自身管理方面也有不足,并非至真至善,在处理与教外民众的关系方面,也时有欠妥之处,并非完美无缺。”“也就是说,天主教以心灵救赎为借口,蛊惑、唆使其信众,要其听从命令,服从指挥。他们有时甚至违抗上谕,要求信众效忠天主教。”这种直白而不加掩饰的反思，从宗教传播本身的问题寻找原因的书写方式表明明恩溥事实上抛弃了先前的西方中心论，并不再将一切都转嫁至中国人自身。在明恩溥笔下，庚子事变的原因并非简单的团民和秘密宗教的问题，更多的重点落在了中外关系中外国的帝国主义行径上。即在中国本土的排外主义思潮之外，西方侵略和宗教传播中不合理、引人排斥的行为，亦是庚子事变产生的重要原因。

随着写作时间的拉长和事变本省成为了“过去的当下”之后，明恩溥又展现出一种复杂的感慨心态，他写道：“考虑到所有这些复杂因素，这场运动没有更早爆发才是奇迹。”仿佛已经彻底转变到中国人的立场上，深刻检讨西方侵略在庚子事变中发挥的导火索作用。明恩溥在本书中自称为“中国事务的观察者”。颇有一种将自己立场代入中国人民的书写视角，乃至于对当时历史环境中的中国人产生共情。

这一点在最后的展望中体现得更加淋漓尽致。明恩溥例外性的动摇了先前传教的终极目的，并认为传教的方式应当改变：“在中国传教的方式中有相当一部分手段长期以来一直受到正当的批评,在现在这个关键时刻更应该将其无畏地暴露出来,坦率地加以承认并老老实实地弃之不用,用更新更好的方法取代那些实践证明无用的手段。……基督教即使以其最好的形式进行广泛传播也不会突然将中国引入黄金时代,因为任何目标的实现都不可能略过所有的中间阶段。”这种转变，在实践方式上体现为对教育的格外重视：“还可以依靠教育来解决问题,张之洞一直是这一做法的坚定支持者。这意味着在中国逐渐进行启蒙,使得1900年这样的浩劫在未来不可能再次发生。”

总之，明恩溥在《动乱中的中国》一书中已大规模改变其先前的既定观点。这本书综杂着多样化的情绪。但在被拉长的写作过程中，明恩溥的笔调更加趋向一种冷静、客观的视角，历史书写有明显的转变。

四、边缘叙事：明恩溥历史书写转变的试探究

如前文所述，明恩溥作为庚子事变的亲历、参与和书写者，其本身的文化定位必然在剧烈的社会运动中崩解与重生。《动乱中的中国》一书中体现的转变，既有再边缘化的传教士们绝望的应激式回击，也有着冷静后的陌路回归。这种“转变”并不能被简单理解为立场的线性进步或观念的彻底翻转。更准确的描述应当是一种处于文化边缘的“坠落与回归”。在庚子事变之前，明恩溥对中国人的剖析虽基于传教视角和西方中心主义，却并不能使其完全脱离对中国社会的长期观察与经验积累。恰恰相反，正是这种建立在长期在地生活基础上的理解和初步的边缘融入，使得庚子事变带来的冲击更具破坏性。在《中国人的性情》中，明恩溥尚能通过性情分析与社会描绘，将自身的传教立场安置于一种“理解之后的批判”之中；而庚子事变则以暴力的方式否定了这种中间位置的任何可能性，使其不得不直面自身文化定位的失效。《动乱中的中国》所呈现的，正是在这一失效过程中逐步展开的叙事调整：既有对中国社会整体失序的强烈指认与谴责，也包含着对中西关系走入结构性冲突的迟疑与反思。

因此，这种书写并不能单纯地理解为情绪反弹，而是一种在再边缘化处境中完成的自我回撤。明恩溥并未在《动乱中的中国》中彻底否认此前对中国社会的理解努力，但这些努力已不再构成叙事的核心支点，而是被置于更为谨慎、节制的位置之上。从试图融入、解释与改造中国社会，到承认理解本身的限度，明恩溥的历史书写在庚子事变中完成了一次“坠落式”的回归。这种回归并非回到最初的西方中心主义立场，而是回到一个意识到自身无法再维持中介角色的文化边缘者位置。正是在这一意义上，《动乱中的中国》成为明恩溥中国书写中的关键节点，其复杂性不在于立场的摇摆，而在于边缘身份在极端历史冲击下的被迫重组。我们也可以看到，在明恩溥重新思考了中国文化与基督教文化应有的关系后，他转向的以教育启蒙中国人的实践道路和传教策略也变得更加利于中国基督教和中国现代化的发展。如此叙事的转变，是庚子事变后晚清时局中处于“边缘的边缘”的传教士们积极反思所处文化定位，并尝试以更适合和更利于中国现代化的方式融入中华文化的有力典型。

Xu Junfeng is a sophomore at Tsinghua University studying History. Junfeng can be reached at xujf24@mails.tsinghua.edu.cn.